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与价值，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惜穷尽一切办法去攻击、歪曲毛泽东———从低级版本的所谓“鲜为人知故事”的杜撰，到所谓高级版本的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贬低，其最终目的不外是以毛泽东为否定性中介，进而完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向的否定与歪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展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之一就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同削弱、否定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因此，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攻击与否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价值。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阶段，在所有领域的发展，都不能脱离政治。如果脱离了政治挂帅，结果必然会迷失政治方向，并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邪路。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我们看待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来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而不能简单化、片面性和情绪化，更不能上一些反毛反共的“公知”的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过程中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坚持、发展和创新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到全面从严治党；三是从让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四是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五是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坚持、发展和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运用问题导向、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以人民为中心、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飞跃的根本要诀。

在毛泽东诗词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脉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反映了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思想的孕育，以《沁园春·长沙》为标志，分为早期的发蒙、立志与而立之年后的思索、探路两个阶段。“而今迈步从头越”，反映了遵义会议至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思想的成长，分为抗战准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反映了建国后毛泽东思想发展期的历史，分为1949年至1966年经济技术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只争朝夕”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和思想革命的“只争朝夕”阶段。

面对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这种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策略思想，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他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既反对只联合不斗争的右的错误，又反对只斗争不联合的“左”的错误。他坚定地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采取这一策略方针，是以承认和把握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为前提，同时又要清醒地看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它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斗争中必须加以正确处理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抗美经济战中打人民战争，应实行政企民三结合的作战体制。具体地说就是三句话。第一句是“政府组织打”，就是由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各条战线的斗争和对美国的反制行动。第二句是“企业抓生产”，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都要积极组织搞好生产，为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作出自己的贡献；有关企业还要完成好防“卡”（防敌断供卡脖子）、补“缺”（补上敌断供造成的缺口）等任务。第三句是“民众搞配合”，就是积极支持企业发展生产，配合政府解决因经济战争造成的物资供应和就业等方面的暂时困难，配合搞好社会稳定等。

这就是历史。梁漱溟、老舍、傅雷等等大腕，包括至今仍然活着的牛魔王杨振宁，都认为毛泽东能创立新中国并带领前30年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建设新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敢想的，是一个奇迹。接触了毛泽东，他们是心悦诚服，大呼过瘾的，发自内心喊出毛主席万岁的。

今天，我们不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到底武装得到不到位，有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呢？我认为是有的。这个标准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看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仰信念树得牢不牢；二是看方法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运用得好不好；三是看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彻得彻底不彻底。在这些方面，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一条红线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的制胜法宝，还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精神谱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过程中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坚持、发展和创新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到全面从严治党；三是从让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四是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五是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坚持、发展和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运用问题导向、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以人民为中心、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飞跃的根本要诀。

毛泽东的制度思想是十分鲜明的，并贯穿于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毛泽东对制度的态度是言行一致的，并非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污蔑的那样“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本文所收录的毛泽东关于制度思想的日常口头谈话，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谈话或通俗直观或生动幽默地反映了毛泽东制度思想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

人民战争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未来战争人民战争没有过时。但需要随着作战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与时俱进，进一步的改革、充实和完善我们的战法，抢占制高点，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改开以后，从《决议》始，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基本是肯定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也有清晰界定，而且，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越来越高，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情。然而，这种正面和高度评价，却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有十分明显地脱节。或者说，令人十分费解，也让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的，就是中共中央一以贯之，且讲的如此明确，为何恶毒咒骂、造谣污蔑、虚无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势力，会这样嚣张，会这样搬弄是非，会这样制造乱象，会这样有话语权，会这样有势力？如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可以恣意妄议，那还有什么不能妄议？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树，比经济政治的建树要艰难千百倍，剥削阶级的传统根深蒂固，老人家的评估的确不错，一反一复人们才看得更清，王震同志就很典型。前者的建树，毛泽东殚精竭虑，举步维艰；而后者卷土重来，只要开放闸门，打开潘多拉盒子，轻松愉快，就可以洪水滔天。随着毛泽东走下神坛，胡适作为学术和思想文化的旗帜重新走上了神坛。胡适代表的精英文化与低俗明星文化是孪生兄弟，姊妹篇，后者离不开前者的“启蒙”开路，前者是后者的指归，只有在这沧海横流的市民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垃圾文化、商业文化和娱乐至死文化中，它才能完成自己的最终实现。后者更切近、更直接地反映资本的需求，“审美距离”比前者近得多。

周恩来与朱德，都是留过洋，受过正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共产党人，他们和王明之流的区别在于，没有一味食洋不化。他们在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亲身感受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真理性，从而自觉以服从真理为己任，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为自己的导师，革命的领袖。周恩来与朱德，并不是跟着毛泽东这个人走，而是跟着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走。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队伍是跟着马克思主义真理走的。当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着中国的真理，周恩来朱德理所当然要沿着毛泽东的路线走。

毛泽东同志根据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吸收中国哲学界古老的辩证法智慧，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做了充分的阐述，但从未认定对立统一法则以斗争性为主要。毛泽东同志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这就是说，作为斗争的“揭露”只是手段之一，“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才是目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场合下，通过辨析、批评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对矛盾对立的斗争性和矛盾统一的建设性做了逐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