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加两方在对白求恩的描述上有一点趋于接近，就是：都比较突出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让一些加拿大朋友感到缺憾。比如，加拿大白求恩反法西斯研究会前任会长、心理学教授大卫•莱斯布里奇（David Lethbridge）就强调：几十年来，人们处于利益的考量，试图把白求恩塑造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医生，这样做，就矮化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身份，我们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原貌，才不会愧对白求恩的初心。我认为他的提醒很是振聋发聩。

白求恩的世界观和后来共产主义及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及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绝非一时冲动，亦非欧美人所讽喻的所谓英雄主义情结，而是他的终生信仰所致，是他血脉里的成长经验，是他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神激励的结果。

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保江山，谋发展，离不开枪杆子和笔杆子。新时期的文化艺术界精英们，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是为人民筑精品，为创造文艺高峰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每一个文学艺术家的神圣使命。为这个伟大使命奋斗，其乐无穷，我们应该乐在其中，这无疑是人生一大快事。

与虔诚信仰天主教的美国同事之间的对话。这位美国同事“听过”、“看过”很多关于毛泽东及共产党人的所谓“言之凿凿的真事”，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民主的“破坏”、是自由的“枷锁”，认为他们是“恶魔”。而最终通过近两个月的对话，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重新认识了毛主席，重新认识了共产党。

自两国建交以来，加拿大对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友善，哪怕是战后美国极度反共的那些年，白求恩成为二者交往的一个重要情感纽带，尤其在民间。加拿大奉行友华政策的其中一个考量是，二战后美国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加拿大是谁”成为许多加拿大人思考的问题。而与美国在外交上适度区分，是加拿大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独立性的重要途径，中国和加拿大也各自受益于彼此的善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个月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的独立性似乎不复存在。

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使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1939年，白求恩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救治八路军伤员的过程中手指受伤，病毒侵袭，感染败血症，于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下一份感人至深的信，聂荣臻读到第一句：“我今天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有泪不轻弹的聂将军禁不住潸然泪下。这封信后来被视作白求恩的遗嘱。白求恩在遗嘱中提到他所牵挂的10个外国人和13个中国人，其中贺龙、聂荣臻、吕正操等叱咤风云的将军毋需赘言，本文仅就与白求恩工作、生活关系密切者作一追述。

白求恩确信，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医生面前再也没有穷富之分，医疗能够真正的践行其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沾满铜臭味。即使一个人得了慢性病或者传染病，他也能安心的去住院和疗养，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愿意和致力于“让人活命”“人能做人”的问题……于是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中国人民都无比熟悉的那一段艰苦征程……

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黄薇竟意外地碰到了白求恩。黄薇真是喜出望外，这次可得“抓住他”，于是与他约定，晚饭后去访问他。回到重庆后，黄薇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让更多的海外侨胞知道了白求恩、认识了白求恩。

什么叫伟大，不是挂嘴上，不是作一件好事，几件好事，帮助一个或几个人捐献一次或几次，而是不顾危险，环境的恶劣依然如故，置身世外只有你，白求恩，才有这个资格配得上伟大二字!你充分体现了加拿大人天生的包容善良和友好，相信每一个加拿大人都为你光荣!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谢你!一个异国陌生的医生用你的爱和善良以及品德，医术拯救了与你无关的所有你治愈过的中国百姓和战士!

在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中开展革命的人道主义医德观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需要从娃娃抓起。首先要注意社会大环境的构建，好的社会风气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国家要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河清海晏的社会氛围。只要践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务工作者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国家的当代白求恩就会尽可能多起来，那么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就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

21岁的西安大学生魏则西的不幸离去，让各种乱象再次成为网上的热门话题。在权威部门给出权威结论之前，我们似乎难以断定哪一方应该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负有哪些责任。但是，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法治国家决不存在法外之地。在一个法治社会，没有任何领域、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人，拥有任何不受监督和监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