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理论问题，必须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实际”这一创新性论断，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经验三个层面完整理解，转变观念，升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担当。要在新的高度，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回答现实存在的一些重大认识问题，要自觉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确执行“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习近平提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倡导“三自要求”，鼓励他们在新时代做好“自己人”，为现代化发展作出特有的贡献。

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和经验。因此，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自然反应，我们有自信也有责任将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揭示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更加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特征、有利于调动亿万人民积极性、能够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是建立在1949年前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又经过29年艰苦奋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看不到新中国头30年为后30年提供的前提条件，就难以弄明白，当今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为什么唯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产生出如此神奇的发展速度，显示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全球化导致全球民粹化，其关键就在于资本挣脱了前述民族国家的藩篱，即由政府、社会、舆论和宗教组织等所形成的对资本和市场的限制和利用。因此，未来一定是某种世界政府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重新构建对资本和市场的约束。

长征的胜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纠正党内“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经过毛泽东所探索的国家治理道路，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形成的剧烈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也不同于苏联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阶层分化，中国努力缩小精英阶层和工农群众之间的差距，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公平的社会。这些做法，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凝聚了人心，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起点，还避免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悲剧。

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把毛主席搞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先要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要积极进行思想斗争，注意防范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同时毛泽东认为，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处理，而要进行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和批评。

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从而能够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现代国家的三根支柱，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今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是苏联和苏共消亡25周年;明年是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在此时刻，认真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结合汲取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对于加强我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应当不无裨益。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却面临巨大的体制障碍，以去集体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自发地引导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从生态模式向石油化工模式的大转型，由此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作者简介：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医疗近期成为议论焦点，北京三中全会也有涉及。笔者认为，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免费医疗模式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保障模式，应当作为医改的长远目标。全会对医改作出新部署，为将来实现免费医疗开辟了道路。

根据岛内某有线电视台3月24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在受访台湾民众当中，约67%不知道国民党于26日举行党主席选举，57%则不关心谁当国民党党主席。这就说明了国民党在经过九合一选举和2016大选连番挫败后军心涣散，昔日对岛内政局动见观瞻的角色逐渐沦丧，也说明了岛内民众对国民党的改革事业并未寄予厚望。

回想农历新年伊始，香港旺角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场面混乱震惊了世界。原本是正常的执法行为，最终却演变为了激烈的对抗。虽然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第一时间将此事件定性为暴乱，但这一定性背后连带出的疑窦却比占中时更甚一筹。

对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的评价取决于评论者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还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而对于中国农村的出路，作者也认为，不同的立场会看到不同的出路，然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当下的实际之中，集体经济是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