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分散传播走向聚合传播、由局部传播转向整体传播、由小众学说转向主导理论的关键时间节点。纵观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交织互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理论的生成逻辑相承接、马克思主义与救亡图存的实践主题相衔接、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向往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相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历史演化相对接。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生成了思想内生规律、实践指向规律、人民主体规律、文化发展规律与道路演化规律等。五大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正是这种有效传播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蜕变与更新，为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新时代，只有认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使作为客体的思想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结，中国实践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向现代化的新高度。

港中大的教师秦晖贬低“五四”，虚化“五四”，要中国人坐等美国人在华盛顿会议上主持公道，核心要义就是胡适的“胡说”文里的“等候”！等着美国这路青天大老爷为中国伸冤。这二人“亲如父子”！当然，现而今的中国不是当年的中国，秦晖似乎不敢像胡适那样丧心病狂，说“等候五十年”，但是胡适的基本观点是完全继承了。

五四运动的真实历史本质，不是用救亡暂时“压倒”了“启蒙”，而是对西方式启蒙本身的反省与批判，由此将反对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改造和扩张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今天我们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绝不能回到旧的“启蒙”思想，而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文明的优点与缺陷进行更深层次的反省与批判，沿着爱国主义道路前进。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入狱共计22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可他自始至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被捕的同志，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由自己“负其全责”。同时他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面对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曾一度犹豫。蒋介石便亲自出面，给张拍来密电，要求其“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据专家查证，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幕后指使为蒋介石，台前决策人物则为张作霖等。

自觉地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专门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指出：要“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要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只有认真学懂弄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深入实际深刻认识广大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只有牢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世界观，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和光荣，自觉地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全国青年要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块。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对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有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这个革命的开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这场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一百年前，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序幕；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贡献了青春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毛泽东的讲演虽然距今已经80年了，时代主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提出的指导青年运动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仍然是适用的，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巴黎和会的噩耗传入中国，举国激愤。希望与失望的强烈反差，近代以来长久累积的受伤的民族感情，抗争中暗自孕育不断成长的民族力量，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爆发。这就是：五四运动！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召开一大的通知，各地各派两名代表出席。1921年7月23日，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13位代表和2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在当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今兴业路76号），当时一大代表李汉俊及其胞兄李书城的住所，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位代表代表当时53名中国共产党员，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舒衡哲和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叫“救亡压倒启蒙”。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中国的启蒙是个大词，它包括革命，它也包括战争，它也包括全民族的动员和劳苦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的背景是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是十月革命。当时，大家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弃旧图新是为了救国。其领军人物，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号人，也有鲁迅、胡适这号人。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所以，救亡图存也是启蒙，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

是“五四”，而非辛亥革命成了现代中国与中国现代的真实起始，不仅在于“五四”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第一场现代模式的社会运动，而且在于“五四”是刚刚从老中华帝国蜕变而生的现代中国对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正面回应。辛亥革命无疑是对“坚船利炮”的暴力闯入与公然掠夺、直到清帝国彻底破产的政治回应。但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政治旗帜，却表明其真实的现实动力与诉求，尚不具备形成有效社会动员的可能，而必须借重华夷、汉满的内部叙事。“五四”运动首度令这一回应的内涵浮出海面：在老中华帝国彻底丧失了白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位之后，现代中国如何直面并尝试改变自己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间的边缘、劣势的地位。因此，反帝/反封建、救亡/启蒙的双主题共同凸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急迫命题。

好在历史不需要假设，一场因德国舰队无家可归而起，因日本帝国的勃勃野心而兴，以五四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而终的危机，最后还是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回头看，一百年来，我们学过西方，学过苏联，但不要忘了，我们走过这百年风雨，干的始终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应该从已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正确评价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在一套习以为常的“域外标准”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如果一切套用“域外标准”，中国就无法解释自己的成功，倒是会变得“精神分裂”。如果说百年前，“五四”是一场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运动，那么百年后，我们何尝不面临另一场重塑自信的启蒙？百年前，落后的我们只能“向西看”，提不起自信；百年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答案就在这过往的百年历史中，也在你我这代青年的一言一行中。

《毛泽东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易礼容来找毛泽东，毛泽东刚刚睡着，易掀开毛泽东的蚊帐，见一群臭虫乱爬，全都吸满了血。办《湘江评论》历时一个月，毛泽东就写了四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分析事情透彻，语言生动，影响很大。当时的毛泽东，生活是很艰苦的。他在修业小学任职的工资，除了吃饭，就没有剩余了。他当时的个人“财产”，只有一个旧蚊帐，一个旧被套，一张旧竹席，两个旧长衫，两条旧白裤子，而且都很破旧。虽然生活苦，但这是毛泽东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他的思想逐步变化的时期。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最能反映他思想的变化。他在创刊宣言上提出，世界大潮、新的思潮，已经浩浩荡荡，“顺它的生，逆它的死”。他主张，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政治。现在是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我们不敢想不敢做的事，都要“一切改观”。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纪念五四，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要深入回答好为什么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引导广大青年把个人理想与脚踏实地统一起来。而不仅仅是跟风，把有些旧的、老的东西贴上五四标签，拿出来说说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