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泛起，以其反历史、反科学的态度及其政治诉求，引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争论。有学者对蒋介石日记评价说“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认为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声称“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否认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

科学地研究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用唯物史观为指导，高度重视它们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现时代的先进生产方式体系，包含与先进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不但要遵循社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还必须遵循社会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的要求，巩固和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显着降低、非公有制经济显着上升，为此，建议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整体上振兴国有经济，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等，在新时代都已发生了变化。以此为基础，中国的国家战略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无视这一切，说明人们囿于线性历史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缺乏深入理解。因此，我们应超越线性历史观，进入唯物史观所内含的辩证法视野。第一个“意味着”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人民”指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区别，中国的现代化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第二个“意味着”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向，社会主义实实在在地体现于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第三个“意味着”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指向，预示着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启。

马克思开创的理论道路就是用唯物史观指导理论研究的道路，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应用唯物史观的思维方法。唯物史观的精华主要包括: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经济研究最终目的是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理论叙述采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经济数理分析以经济事实为依据，以弄清经济事物的性质为前提;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研究经济学。唯物史观为我们从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上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经济运动的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导。经验和教训表明，认真地用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建设就能不断稳定前进;如果偏离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实践就会遭受挫折。为此必须贯彻唯物史观，拒绝照搬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错误成分。应当牢记列宁的忠告，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马克思所说的一国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购回比自己国内生产成本低的商品而获利这种“比较利益”现象，被搬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称之为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似乎任何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只要能够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片面和表面的，也是具有欺骗性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频繁使用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话语。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只是对一定范围的经济现象所做的比喻；“比较优势战略”搬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原理，把它扩展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口红利”概念撇开社会生产关系，片面分析人口供求现象及其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只有自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经济学非科学话语的泛用，保证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方向。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固有的弊病，不宜照搬。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经济发展，高度重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结构观，揭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标本兼治地纠正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要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北宋编年体史学巨着《资治通鉴》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世经典。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了一生，他从这部史学巨着中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战争、吏治，体会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对其学术特点亦有独到见解。同时，毛泽东重视《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唯物史观。

历史虚无主义者鼓吹史学理论上的“侵略有功论”，强调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送给中国近代化文明，鼓吹中国现代化与工业化要追随殖民国家才能完成。大肆赞扬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极力美化慈禧、袁世凯、李鸿章等帝国主义代理人，否认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否认中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脊梁。有些“社会主义歧途论”者指责“五四运动”割裂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五四运动”以来选择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错误的，由“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路”。同时，谴责社会主义改造“根本搞早了搞错了”，阻滞和破坏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他们要求“告别革命”而将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割裂开来，污蔑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只是一部荒唐史”，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视为“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回归。

必须以强大的法治、政策乃至经济手段来予以引导和规范、约束和惩戒，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及各种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和巩固、不断做大做强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化解资本逐利逻辑和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经济风险，消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思潮、学说滋生蔓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从根本上消除意识形态风险的源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判断世情国情，从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角度提出来的，这个重要的科学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判断的大的“历史时代”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是一致的。只有站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上，从我国新时代的特殊国情出发观察研究，才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索指明了方向。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应用；马克思主要将实践认识论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探索，再到毛泽东、邓小平所进行的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实践认识论的方法论构成、应用和创造性发展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唯物史观始终是方法论的基础，唯物辩证法是具体运用的基本方法，实践认识论则是贯穿其中的根本方法。三大方法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三把钥匙。

我国的宪法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制定的，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六条和第七条上；有关政策性文件把国有企业改革表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公司”的行文，是背离宪法庄严规定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各级领导不仅要遵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依宪纠错；更重要的是，应当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力求“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为此，有必要弄清两大基本数据：一是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数据；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大陆投资产生的GDP中所占利润比重数据。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践中，只有坚决纠正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倾向，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才能在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增强实施宪法的自觉性。

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一种不良倾向，必须纠正。人们唯有深入理解和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经济研究方法，才能拒绝诸如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经济思潮和思想方法，自觉主动地解决好各种新问题，远离发生各类经济风险的底线，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号召全党要努力学好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首先，始终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高度统一。其次，掌握好看家本领必须提倡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及唯物史观的历史思维方式，准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和历史发展规律，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战争与和平，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始终面对的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辩证法。作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和丰富的思想积淀。他重点阐发了“坚持和平反对战争“”我们的态度: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备战、备荒、为人民”“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等观点。这些对战争和和平问题的思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还是与党、国家和民族发展命运攸关的战略决断，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要汲取的精神源泉和智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