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阶级这么重要？好吧，如果我们看不到阶级是如何从根本上决定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经验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陷入困惑，以为鲍里斯·约翰逊或奈杰尔·法拉奇这样的人代表着工人的利益。一旦我们进行阶级分析，那我们很快就会改变原本的看法。有阶级意识的人可以将约翰逊和法拉奇视为代表另一阶级的政客：是那些依靠财富而不是工作生活的人，他们即使经过多年的紧缩和经济冲击，仍然拥有财富所提供的深厚安全感。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关注点，不是无差别的个人，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社会的两极，一方面是急剧膨胀的资本势力，一方面是日益被边缘化的劳动阶层或阶级，往往会关注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很多进行阶级分析的人当然也关注中国社会的前途。但是现在重提阶级分析的立场和目的，不再是为了分清敌友、展开阶级斗争，而是认清新形势下的基本社会构成，确认什么是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梳理各阶级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寻求缓和阶级矛盾的途径，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必然要求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容，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终将到来，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消灭阶级对立、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将“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到那时，“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国家将消亡，真正属于全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民主才最终得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驰骋于历史原野、创造历史的时代才会真正开启。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筑牢“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攸关党的性命，是习近平新时代的鲜明特点；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是解决面临客观矛盾的需要；坚持阶级分析，有利于团结“自己人”，揭露孤立两面人，坚持正确的改革开放方向；筑牢“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剑指官僚主义，为党的建设注入了生命活力；坚持阶级立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主客观一致的体现。

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与我们党的血缘联系，增强他们对我们党“是自己的党”的认同感。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高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党员在全体党员中的比重。二是重视从优秀职工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出身的党员中培养和选拔各级领导干部。三是提高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四是改善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经济与社会待遇。五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机关要加强与职工群众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联系。

前面有苏联解体的教训，但若不能汲取教训，把苏联解体的本质原因完全归因于少数个人的政治品质不好、丧失理想信念和外部颠覆，或因恐“文革”而害怕提阶级矛盾从而害怕提阶级斗争，尤其是害怕消灭特权制度和铲除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就用一般经济社会的供求矛盾分析去替代阶级分析，最终会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在专注发展物质文明的倾向和民族复兴主义的诱导下，转向资本主义过渡。

毛泽东农村调研，围绕农村土地状况与土地政策问题、阶级状况与阶级政策问题、工商业状况与工商业政策问题、政权组织与建设等重大课题展开。他的调研，系统全面、方法科学、卓有成效，不仅强化了他本人关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宏观把握，而且切实推动了土地革命向前发展。在新时代，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有助于党政干部提升调研意识，培养调研作风，改进调研方法，增强调研实效。

不仅是美国，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但追溯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时期，美国人也曾面对同样的问题。世界看起来一片灰暗，接下来我们就要着手修正这个问题，就要开始向积极的方向去努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仍在努力推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变革可以重新出现在美国。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想明天会更好，就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做好的、富有挑战的、经验性的研究，而且要求我们认真对待研究选题，选择那些可以切实帮助我们的公民同胞的研究选题。

吊诡的是，因为揭露阴谋，艺术看似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主性和政治性，可很多时候，那些被揭露的阴谋本身反而比艺术作品更具艺术性。这固然为艺术切进事件真相和阴谋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方式和路径，但不可避免的是，作为互联网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艺术不仅会被卷入新的阴谋中，甚至会成为阴谋的制造者或“帮凶”。因而，是次展览虽然无涉“后真相时代”的艺术与阴谋，但它提示我们：此时，我们早已被包裹在一个更大的谎言或阴谋中。

列席这次会议给我的感觉是，共产党已经执政快五十年了，怎么现在我们在县城开一个政府的工作会议，还像当年土改工作队那样要开小范围保密的会，来研究怎样保护支持我党工作的少数积极分子，讨论怎样争取大多数群众。到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新疆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民族关系问题，民族身份成了社会矛盾、政治态度中的重要因素。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历史意涵：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阐释当时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革命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既往关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或者只将其作为材料而忽略其背后的产生过程，或者受限于传统“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而忽略其实质意义。本文以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苏区时期从事的主要农村调查实践与文本为核心考察对象，综合运用档案文件、回忆录、年谱、地方史志等多种材料，在社会思潮史、地域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理解为一种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重要政治传统，重新梳理其发生学过程，归纳其实践特征与运行逻辑。

拿“政策好坏”作为“阶级是否存在”的衡量标准，有违“人的逻辑”——因为这标准连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遵守。严格说，这标准压根儿就“无逻辑”，是“胡言乱语，神经错乱”，连“神逻辑”也不是。说是“神逻辑”，有点亵渎神仙。

中国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地主阶级机会，但近代二百年证明了，自私、短视、愚蠢的地主阶级社会精英不肯承担责任，不肯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而是更容易当买办和汉奸！苏北鲁南的地主不但横征暴敛，甚至还有初夜权这样的特权。山东孔家的后人更是吸血鬼一样奴役当地百姓，草菅人命，他们兼并土地，隐瞒人口，抗税不缴，对农民却是敲骨吸髓一样的剥削。他们对于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家们，更是百般刁难，各种敌视，荣氏兄弟办个厂，地主土豪就能怂恿暴民前来砸场子闹事要钱，最后土地拿不到，还要赔钱。

这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而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事件。能够越过国家管辖范围直接调用他国的执法力量，说明两件事：第一，这不仅仅是两国政府和情报部门均深度参与其中，而且是两国背后的同一伙统治阶级的意志；第二，你能想到的，对方在实施之前，都已经考虑过了。要解决这一件事，实际上要回到一开始的原点。原点是什么？原点就是一次以阻碍中国制造2025为目标，企图胁迫中国自废武功的非法绑架。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法，也没有任何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