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其中，新古典经济学构建了逻辑化的市场来为市场出清辩护，奥地利学派则将自由市场与企业家才能发挥结合在一起，而这成为当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然而，奥地利学派的分析逻辑却存在严重局限：（1）在市场主体的“异质”内涵的设定上，仅仅关注自然性差异，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差异；（2）在市场主体的行为逻辑的理解上，将自然性差异嵌入在理性分析框架中，从而忽视了社会性差异带来的权力因素对理性的侵蚀；（3）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认知上，主要从警觉性而非创造性来定义企业家精神，进而就理想化了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和企业家的逐利行为；（4）在社会大众的能力认知上，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从而忽视了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往往会被错误的信息以及强烈的诱惑所误导；（5）在分析思维和范式上，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根基于科学主义认知观的科学不思，却又陷入了根植于神秘主义认知观的科学不思。

晏智杰教授闭眼不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危机，闭眼不看帝国主义通过发动对海湾国家的战争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闭眼不看美国通过以武力相威胁或通过挑起国际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办法向这些国家推销武器弹药等物品，闭眼不看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和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剪世界劳动人民的“羊毛”，闭眼不看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的理论发展，而津津乐道地以所谓的资本主义“巨大发展和成就”，以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来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辩护，这确实是一个基本世界观、基本方法论和根本的阶级立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流行的所谓实证，可以用一个“段子”概括：“做一个假设，搞一堆样本数据（且编辑几乎无法判断这些数据的可靠性），用结构方程和回归方程使劲折腾一番，最后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结论。”我并不是要否定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公允的说，“计量”本来是科学研究的实证手段，是经济分析的有效工具。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的误导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神学”的外衣。现在的计量经济学“实证”，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很多人手中的搅屎棍。用这根棍，大家搅出了“职称”，搅出了“课题”，搅出了“大奖”，搅出了“经费”，搅出了“名声”，搅出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因为其中所包含科学的商品经济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依然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论，而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样也没有过时。中国经济改革是参考借鉴而不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因为参考借鉴不等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可能使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误入歧途。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而且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

破除经济学对数学模型的迷信，回归马克思主义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本质要求，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此，这里着重讨论普遍存在于经济学界的有关实证的两个误区，正是这些误区把科学实证异化成为狭隘实证。

综合以上，规范主义的价值是巨大而无法被取代的。虽然规范不是理性思考的唯一范式，虽然规范主义并不可取，规范方法却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极有价值。规范判断在引导着实证研究的方向。必须承认，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验证中，规范判断无法避免。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的科学应用必须与科学的规范判断相结合。

“水门事件”爆料人伍德沃德在他的新书《恐惧：白宫里的特朗普》中写道：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初，他的幕僚们就劝过他，不要用关税来打击中国，因为这没有意义，比如说，美国96.6%的抗生素都是中国进口的，感冒药都不是自己生产的，甚至没有中国的原材料，美国80%的药都生产不了，如果给中国加税，抗生素来不了，你就得高价从别的国家购买，那么到最后美国是赚了还是亏了？这就是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要是混不吝，我也能混不吝。没有哪家必胜，只有短时间的双赢和双输。然而特朗普毕竟是个房地产商出身，喜欢高周转，喜欢挣快钱，喜欢一锤子买卖。干什么，都不如直接加税来得痛快。然而中国是不怕这种一锤子买卖的，中国担心的是从知识产权诉讼入手，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消磨掉中国的超车机遇。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早就提出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可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范式，并且一篇文章的题目直接传递了这个信息。洪永淼教授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些关系经济学重大发展方向的重大信息。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如果中国经济学按照洪永淼划定的路线前进，无疑将会陷入死路。中国的政治家有多少会去看或看过按照洪永淼规划的这条并不时新也绝不可能科学的路线所产生的学术论文呢？中国共产党人早就总结出路线决定命运的命题。按照这个命题，中国还需要当代经济学领域的洪教头指导实践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有许多重大创新和发展，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经济理论，但是很少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其根本原因不是“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分接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不准确，中国现在需要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回归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理论框架”。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前者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后者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理论不等同于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只是工具，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者制度属性， 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看法不符合事实。

无论是自然资源的转化还是人造资源的生成都与人类的技术水平有关，因而艾尔斯说，现有的“稀缺”观念必须彻底修正，现在的稀缺必然是由技术而非“自然”决定。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决定而且决定于社会分工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后者又有赖于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只有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人类社会才可以采取迂回度不断延长的生产方式，才可以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才有知识生产和知识使用之间的分工，从而又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新技术和新发明。

通过对英法《伊甸条约》的案例研究发现，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虽然都出现经济思想的转变，即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主义，但这种转变对两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伊甸条约》的形成过程表明，法国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上信奉自由贸易主义;相反，英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却没有受到斯密经济学的影响，依然以重商主义为导向。英国的实际行动表明，它与法国签订《伊甸条约》虽然表面上符合自由贸易主义，但真实的理论基础和目的却并非如此，即经济政策与流行的经济思潮出现背离。对《伊甸条约》的经济政策史研究表明，经济政策制定者避免被流行经济学思潮所左右，对于国家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为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对外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提高对流行经济学思潮的辨别力：一是深入了解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史;二是对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行为“观其言，察其行”;三是洞悉流行的经济学思潮兴起的根源，并认识到将来走向没落的可能性;四是深入研究本国实际，并综合前三个因素，思考需要哪种经济学说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田教授所倡导的是要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以“大市场、小政府”为模式的发展路径已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就是证明。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强调人民政府的职能，这就显示出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也就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之路划清了界限。

经济学是为社会的人服务的，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但是人需求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不能不分好坏一概满足，更不能以满足恶性需求来拉动经济。两极分化，对基本需求和合理良性需求供给不足，对奢侈恶性需求供给充足过剩，这样的经济不是健康的经济，而是危机四伏不可持久的经济。

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主张经验科学可以脱离价值判断，而是为了阐明在社会科学中无法通过实然获得应然，从而设立了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清楚表明研究目的和立场。然而，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经济学刻意回避价值判断问题，但实际上却以单一的原子主义意识形态为其理论基石。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刻意地运用数学模型将自己打造成一门客观而“价值中立”的经验科学，另一方面又试图基于伦理自然主义而为现实提供辩护;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成了一种以客观和中立为借口抵制批判的“数学骗术”，最终将使经济学科退化为一门“伪道德中立”的“伪科学”。正是由于，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了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从而就呈现出明显的保守性而无法为真正的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这个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应当说这个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证，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这个我们要通过比较和美国印度什么菲律宾，瑞典等等进行比较，来得出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很大，尽管我们现在问题也很多， 但是我们相信呢，只要认真领会贯彻总书记党中央的这个战略和一些政策，尤其总书记批评的一些片面现象对吧，这个那么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很多，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可以慢慢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