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国内的自由化分子不厌其烦地拿我国六十年代暂时困难人口非正常减少问题来说事，就是目前污流浊浪中泛起的很不可小视一股。他们把这作为毛泽东的一大“罪过”，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块“软肋”，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的绝好“例证”。在六十年代我国人口问题上做文章，就成了他们的撒手锏，作为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

今年11月11日是人民空军成立69周年纪念日。回望80年前那些为人民空军创建做出卓越贡献的航空奠基人的传奇经历，揭秘中国共产党培养航空人才的特点和规律，对新时代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胜利总是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军事技术迅速变化的新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打胜仗。

是国民党政府所要维护的、使广大农民备受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有要消灭这罪恶的土地制度的利益要求。因此，根本不是什么“我D打着均田地和分配财富的口号”，才使广大农民有消灭这罪恶的土地制度的要求。还有，即使有中共存在的情况下，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广大农民推动中国共产党实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不存在中共推动广大农民实行广大农民所不愿意的土地革命的状况。

公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世界几千年的私有制度下，造反不断，革命频发，为什么？根本问题就是私有制使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造成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那些不愿永远做奴隶，不甘心世代受穷困的人们，起来抗争，起来革命。社会不断动荡，政权不断更迭，世界永无宁日。只有实现全体人民共有的公有制，消除剥削和压迫，实现公平分配，共同富裕，才能解决这一根本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中国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不充分性，尚有数千万没有脱贫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上向全世界庄严承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一个也不能少；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党中央的号召，转化为广大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动力，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着一件足以永载史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在2020年将有数千万的贫困人口成功实现真脱贫、脱真贫，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刻。全体人民彻底摆脱了贫困，整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对世界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具有世界史诗般的意义。这是告慰那些“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的礼物，更是告慰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灵的好消息。这是共产党人救民于贫困的暖暖“温度”。

21世纪的帝国主义即新自由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新自由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它利用结构调整计划、债务陷阱和跨国垄断性机构等机制来剥削贫穷国家。但看似强大的新自由帝国主义并不稳定，它在利润、经济金融化、粮食、世界公共卫生、全球移民、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上带来了严重危机。鉴于新自由帝国主义带来的危害，我们必须终结新自由帝国主义。

中央政府缺乏统御、控制能力的国家易生内乱和分裂是古往今来不可置疑的事实。分裂的国家必有战争。孱弱的国家将成为大国角力的战场。分裂之后原一国各局部利益之争不可避免。中央集权衰败的国家民族矛盾凸显并演变成不可收拾的裂国败像。推演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强大的执政力量国家将分崩离析有着深厚理论、历史、现实社会政治、国际格局、他国经验教训的内涵，既是常识，也将是不争的事实。

《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通过网络等方式，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距离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同时，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反华势力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国发展的遏制。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更需要强调“四个服从”，特别是全党服从中央，维护中央权威，“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就一定能战胜各种风浪，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我们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的步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中，我们需要秉持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是真理，坚信它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学马克思主义不是空对空，而是要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向前进。

政党政治发源于西方，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过去数十年来，西方政党政治在意识形态、政纲政策、政治基础与动员方式、组织运作模式等方面，都陷入了裹足不前的境地，似乎难以应对时局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本文通过对现代政党政治的跨国和历史比较，廓清了现代政党的历史起源、不同类型及其衰落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与众不同之处。作者认为，从事实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唯有从“政党国家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特殊性所在。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严峻挑战，可行的应对思路是借鉴改革开放的经验，由中央给定一个大方向，允许各地自主探索，从实践出真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模式。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间路线”的旗号，试图改变颓势，避免苏联解体，但已是力不从心。

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为此而兴起的美国苏联学起到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洋主意”不一定就比“土办法”高明：洋主意在别人那能行，在我们这儿就可能水土不服。残酷的斗争实践屡次告诉我们，凡是搞本本主义的，凡是喜欢形式教条的，凡是爱听洋大人话的，没有几个不失败的。因此，事事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陈独秀失败了，号称最懂马克思主义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失败了，以李德、博古为首的洋大人失败了……反之，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为首的土八路却胜利了。

中国八年抗战的确有二个战场，一个是300余万国民党军队防御120多万日本侵略军进攻（全面抗战前期数据，后期中日双方都增加了兵力）的正面战场，结果是国军节节败退丢掉大半个中国；另一个是共产党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结果是由5万多军队发展到120多万抗日军民武装，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共从日寇占领中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以及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广大的国土，同时也保卫了躲到山城袖手旁观放冷枪的蒋委员长。抗战胜利后，远在西南深山的蒋介石下令日伪军不得向身边的中共敌后抗日部队缴械投降，并在美军的舰机帮助下，急慌慌地下山抢夺胜利果实，其反共强盗嘴脸暴露无疑，古今中外有这样的抗战领袖吗？真是荒谬之极。

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奉献。有了具有这种精神的党中央以及为党中央服务的中办这样一些中枢机关，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中办讲奉献，就要讲这样的大奉献。没有这种精神境界，是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的，即便表面上做到了，心中也可能是不舒畅的，总觉得吃亏了、不划算了。长此以往，思想就会发生异变，行动就会产生差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