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竞技体育是国家竞争的新形式，那么显然，中国媒体大力吹捧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糊涂甚至脑残的表现！中国男足的沉沦是和私有化的典型失败案例——有些东西是不能交给市场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私有的。抛弃了正确的导向、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时候，类似足球这种集体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要让中国男足成功，需要公有制的支撑！而当我们在竞技体育方面足够充分地证明自己后，将来我们的体育可能会放弃更快更高更强这种摧残身体导向，因为早早回归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才是正途！

其实，关于腐败，私有制才是万恶之源与罪魁祸首，而从根源上消除腐败，《共产党宣言》早就给出了答案——消灭私有制。近日，湖南的新晃一中的邓世平的“十六年埋尸案”，人们凭借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先生的“直觉理论”或者称之为“指脚理论”也能看到，如果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公权与私利失去了交媾的空间，这一桩沉冤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这不过是千千万万个腐败中的个例罢了。

剥削有许多定义，我在这里寻找一个公知也不得不同意的定义。我的定义是，如果甲乙二人，在完全同等的脑力或者体力劳动之下，收入相差十倍以上，说明剥削存在。当然，不一定是甲剥削了乙，但是必然有其它人的劳动成果被剥削了，至于谁被剥削了，这可以是第二个问题，也可以不回答这第二个问题。

吴先生说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完全退出资源配置过程，把公有制经济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或基础”斩草除根，彻底私有化！

说马克思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不在“消灭”或“否定”之列，不仅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根本思想不符，也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相悖。所以，作者对马克思的“解读”与“再解读”有失偏颇，不能成立。

当前，有必要把揭露和批判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违宪舆论，与在经济工作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结合起来，与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结合起来，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指示精神，把宪法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关键性的规定落实到经济工作中。

一听到或一看到“消灭私有制”就去批判的人，肯定没有看上下文，没有追问这里的私有制到底指什么，就在那里认定消灭私有制就是要反对私有，主张公有，就是要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实现共同所有。我们有时只是看到表面的东西，就停留在肤浅的认知上，而且还自认为自己比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要高明多少倍，可以随意地嘲讽、批判、否定他们的观点和结论。

公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世界几千年的私有制度下，造反不断，革命频发，为什么？根本问题就是私有制使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造成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那些不愿永远做奴隶，不甘心世代受穷困的人们，起来抗争，起来革命。社会不断动荡，政权不断更迭，世界永无宁日。只有实现全体人民共有的公有制，消除剥削和压迫，实现公平分配，共同富裕，才能解决这一根本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只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按照这种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产”，没有“恒心”，这个社会应该难以存在和发展了，然而恰恰是这个社会，在取代封建社会的100多年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一切世代的总和!“私有制一消灭，懒惰之风就会兴起”，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用私有制决定的私有观念来观察问题得出来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某些人囿于私有观念的束缚，一讲到个人所有制，就只想到个人私有制，完全不理解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个人所有制。他们想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生产资料归每个人所有，但不归个人私有，而归所有人共同占有这种所有制，不懂得什么叫社会所有制。明明马克思强调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却断定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意味着要保留个人私有制，不赞成消灭个人私有制;明明马克思强调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否定之否定”，而第二个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却歪曲成回归个人私有制。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此之谓也。

《宣言》指出，“有人总是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这种责备实际上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污蔑。因为这些财产并不是共产党人要消灭的，而是资产者已经在消灭的。

在80年代以前的课程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要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逐步深入的系统化学习。但是，相关内容特别是资本主义部分在80年代就退出了小学，1996年起基本退出了高中，2001年起又退出了初中，2005年起在高校也大大淡化。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个别思想政治相关专业的学生，其他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很难在课堂上学到多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甚至对于生产资料、剩余价值这些基本的概念也都一头雾水。所以在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引发的争论当中，才会出现很多年轻人搞不清什么是“私有制”的怪事。

“民众”与“资本”都具有“非官”的属性，但是“资本” 拥有大量财富的属性一般民众并不拥有。在目前只是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资本”具有“隐性强制力”，在微观层面可以控制一个个作为个体的“民众”，从宏观层面可以要挟甚至控制“权力”，在这方面，美国的“1%”对“99%”的剥削以及特朗普所说的“在美国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还有美国前国务卿透露的美国400个最富有的家庭决定了美国的决策就是最好的明证。

为了私有化，张五常甚至还直接鼓吹“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1987年，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我们都知道在苏联东欧乃至中国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都大规模的或部分的出现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的情况，但是这样公开鼓吹“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的恐怕只有张五常了。

共产党人掌握政治手段可以成功运行起共产主义国家机器，要成功运行起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掌握和发展能力才是其中关键，必须进一步开发这个能力，共产主义社会才有望实现。人工智能有望渗透到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如果共产党人能够掌握运用起来，共产主义就有望实现，预期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就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