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国军内部派系斗争复杂，士兵也大都是抓壮丁而来，战斗力可想而知。特别是国军大批官兵投日当了伪军，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负能量。因此，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越战越弱。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终于越战越强，队伍不断壮大，收复沦陷区越来越多，成为了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认清历史潮流，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出来的。然而，我们今天在世界格局大变动下日益全面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浩荡而又波诡云谲，曙光已现而又乱云飞渡，未知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挑战的复杂多变、考验的严酷无情，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更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前行。做到“两个维护”，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理顺关系，调动积极性，集全党全民之力共克时艰，而且可以辨识潮流，把准方向，增强自信，集全党全民之智高瞻远瞩，开创未来。

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现代化一条路，一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蕴涵着规律一致性和道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不可避免地纳入了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轨道，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同时也塑造了中国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和优势：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让中国人民免受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和苦痛，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自主性立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高扬为人类的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的旗帜和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的侵扰，是这一自主性探索过程中蕴涵的双重政治定力。

略感遗憾的是，在科钦和卡利卡特的中国人很少，除OPPO等几家中资企业外，很难见到中国游客的身影。《环球时报》记者接触的当地司机和普通百姓，第一次都把记者当成“日本人”。喀拉拉邦旅游部前几年为吸引中国游客曾开通中文网站，但现在中国游客并不多见。据刘爽介绍，当地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到过中国的人也很少，他们更多的是从电视和网络上看到有关中国的信息，知道中国现在“很发达”。离开喀拉拉邦时，记者在想，从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的喀拉拉邦来看，中印民间的交流还大有文章可做。

抗战时期，他是戴笠亲自培养和任命的军统局南京站少将站长，曾成功获取了大量日伪军政情报。抗战胜利后，他被华中局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又以特派员的身份潜回军统，成为该系统级别最高的“红色间谍”。后因策反被捕，壮烈牺牲于南京解放前夕。他就是周镐烈士。

当一系列鼓吹私有化的计谋被揭穿之后，目前又出现了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理论。他们提出要想谈市场竞争的公平就不要谈企业的所有制，企图以掩人耳目的方法麻痹人民的社会主义性，以便暗渡陈仓进一步推行私有化。马克思讲过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所有制的对立，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私有制的性质与所有制的性质不同。私有制的性质依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所以，私有制主体决定了其所有制的性质。各种所有制都有不同的主体，这些主体在社会生产目的、经济活动方式以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其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发挥作用也不同，结果所获得的社会财富形式和份额也有所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差别决定了各种所有制的地位和社会作用。

11月2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所谓“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纲领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奋斗的阵营里，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11月24日，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还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殉难前，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做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历时50天。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闭幕词中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中共七大的胜利闭幕，为迎接全面抗战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据《陈嘉庚回忆录》，在延安的7天，陈嘉庚考察到哪，往往就在那里就餐，都是比较简单的。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数次到陈嘉庚住宿地拜访恳谈，一起就餐。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见的大米饭，最好的菜也就是鸡蛋。中共领导的廉洁之风也吹到了底层。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陈感到几天来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招待所服务员辛苦了，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但被婉言但很坚决地谢绝了。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钱的情形，恍若是生活在两个社会。两相对比，陈嘉庚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战役期间，作战部队时常处于无预示或预示时间很短的高度机动之中，汽车就那么两百多辆，战役打响时火车还只能通到兖州，以人力畜力为主的供应队伍要保证时时处处跟得上，供得足，其组织难度之大，今天的在沙龙里坐而论战的人们是很难想像的！战役中，部队不停的机动，运输队伍就得不停的重新布局，当然也不停的机动。一大批“粮草官”们，也没有如诸多战将们那样，多年之后仍被置于聚光灯下，以致于他们在这场南线大决战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或忽视的功劳苦劳，迄今也难得被人称道。但是，要是没有他们，这次决战的胜利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他们没在第一线指挥血肉相搏的战斗，但却时时得把神经蹦得紧紧的！运送补给强调和要求的是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还得时时督促着招呼各方诸侯组织运力把弹药、粮草运送到位，直至零公里。“部队打向前，小车推向前”，那可是说说容易做来难。像千军万马奔徐西去撵杜聿明那样的突发情况，部队撵上去了，粮食却很难及时跟上去。那么“粮草官”们就得一边重新调整部署组织运力，一边还得想办法协助部队先就地筹粮渡过难关。

胜败有凭，并非是胜利者书写历史，而是历史早已经选择了他们必将胜利。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为英雄的人民军队自豪骄傲，同时也为中国有民国政府这样无能的组织和军队而羞耻愤怒。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历史的真相。

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与我们党的血缘联系，增强他们对我们党“是自己的党”的认同感。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高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党员在全体党员中的比重。二是重视从优秀职工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出身的党员中培养和选拔各级领导干部。三是提高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四是改善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经济与社会待遇。五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机关要加强与职工群众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联系。

苦难的行军虽然艰苦，但是却帮助这个民族驱散百年屈辱的阴影，淬炼出民族的自信与尊严，兔子是可以站起来的！

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大体一致，部分抑制了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困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新结构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结构经济学只是研究和强调经济结构问题、用结构理论解释一切的片面性。但是，经济发展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除了结构方面的发展战略选择、经济运行方面的市场和政府选择这两大关键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以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而且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运行机制或者说资源配置方式也是受基本经济制度制约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研究，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分析，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培育和倡导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改善党的形象，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向心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坚持和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优良传统，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以党的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