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国军为什么会在淞沪开战吗？你知道400勇士为什么会在租界抗敌吗？那是因为蒋介石的抗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抗战，而是“打给外国人看”，争取列强的同情。所以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才会无组织、无战略、送人头，防线、要塞变成摆设，军事长官未战先逃，留着下层将士们白白送死。

蒋介石集团指挥的淞沪会战不但没有能够“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反而因为国军在战场上表现不佳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抛弃了控制华北等原定目标而明确提出了灭亡整个中国的计划。不过现在也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日本一开始就没打算把那些停战条件当真，而蒋介石之所以在淞沪会战后接受了那些停战条件，也只不过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的缓兵之计。但是即使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也不能说淞沪会战打的有多好，更不能说淞沪会战“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蒋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坚持抗战。不过，此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媾和的想法，甚至在英、美、苏先后卷入二战，并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后。“在1943年10月的同一周里，重庆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一边下赌注，也与南京汪伪政权保持联系”。

综观蒋介石的一生，至死也未能改变其顽固的反共、反革命的立场。他一生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为敌，两次发动反共、反革命内战（连杨先生也无法否认这是“大过”两件），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说他是“人民公敌”毫不为过。杨天石的“捧蒋”史观可以休矣！

11月2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所谓“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纲领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奋斗的阵营里，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11月24日，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还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殉难前，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做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谭延闿作为蒋介石的恩人，是不是病死的，值得研究。但胡适1962年在中央研究院开会时猝发心脏病死亡，其死可疑。棋子被榨干了身上的价值，又知晓了太多圈内的秘密，就要被抛弃了。幕后操盘者不放心啊，用完了就被抛弃，这就是做棋子的悲哀。

我常讲，国民党是我们的好老师，好就好在，当我们面对强敌，不管是军事上的刀枪，外交上的讹诈，还是经济上的打压，阴魂不散的国民党都殷鉴不远，随时提醒我们：统一也好，和平也罢，都不是靠跪舔，就有人赏赐给我们的，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警惕“国民党化”，敢于烧铺草、上刺刀，才能险中求胜，死里得活。记住济南惨案，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昨天，为明天，收获的血训，付出的血赋。

蒋介石的悟性，肯定超过那些至今还想让“蒋委员长”回来的人，至少他还敢于承认失败，至少他还有尊重对手的勇气。而有些人是鸭子死了嘴硬，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这样的人不仅连他自己对自己的思想都谈不少想得通，怎么能说得通呢？又怎么能行得通呢？还想在广大群众那里道器变通，岂不是痴心妄想。

由于国民党军脱离群众，抓丁抢粮可以说是其家常便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表现尤为突出。1940年9月《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指出，韩德勤部队“虐待民众，视同刍狗。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掠村舍，不遂所欲，诬告以汉奸;偶撄其怒，指为新四军间谍，于烧杀拷打外，处以活埋，煮以石灰者，江邑独多”。苏北就有这样的民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养有几万兵，只会欺负老百姓。”总之，国民党军依靠士绅，不发动群众，片面抗战，加之本身存在腐败的顽症，因此在敌后不能长期坚持，从而导致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在地缘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

70年前的一些历史细节，非常动人，比如，江北大军集结之地靖江，人口只有37万，粮食作物总产量仅98000吨。但在渡江战役准备及实施期间，靖江人民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硬是支援粮食300万斤、草料950万斤；随军筑路，立马造桥，许多靖江儿女毫不迟疑地砍掉自家的大树，在短短二十几天时间里，筑公路350多华里，支援驻军的人力达12万余人次。靖江市政协组织编撰《伟大的渡江在靖江》一书中写道:“在奔流不息的江水中，多少人家父子、母女同支前，三代同撑一条船，划起数千只木帆船，冒着敌人的炮火，送军渡大江。”老百姓为什么喊出“豁出命支援解放军”的口号?因为国民党军撤到南岸时，疯狂抢掠，把老百姓家里用来春播的种子都搜刮走了。

黄维多年后自己回忆说：突围前他曾致电蒋介石和空军总部，要求务必于15日实施计划。但15日上午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阵地上空与之通话时说“不能按照计划实施”，黄维则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遂于下达突围命令，规定各部于黄昏前同时开始突围。但“当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争先恐后的逃命，有的提前就开始突围，特别是战车营，在将近黄昏时，因其停车场受到解放军的激烈炮击，以致战车纷纷移动，引起其他部队的误会，各自乱跑。而为解放军立即发觉，层层截击。所谓突围，实际上是乱跑。”

因为有当年蒋委员长把石牌喻作斯大林格勒的说法，说石牌保卫战相当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能勉强找到出处和理由，但非要将石牌保卫战说成抗战转折点，就是荒谬的了，但那些无知的国粉们不觉荒谬，相反，为了溢美他们心目中伟大的国军，也为了哗众取宠给自媒体涨粉赚钱，便也加入到这样的创作队伍中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不算，又使出小说家的笔法添枝加叶，遂使这一说法越传越神，传的跟真的似的。

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对全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或改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次要情况的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践检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被动应付，顾此失彼，而且始终自以为是，出了错只怪部下无能或没有执行他的指示。这些都是军事统帅的大忌，他在平时都有表现，而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除了洪钫的回忆证实了“铣电”的存在，还有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的回忆录《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也证实了“铣电”的存在。而且赵镇藩的回忆录和洪钫的回忆录《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同在“文史资料选辑（6）”里！这位“r先生”用“几乎没有”，就把这一位重要的证人给抹去了，把两位证人的互证搞成了只有洪钫一人的“孤证”，这就是诡辩！他信从的老蒋的“个人资料”更让人失笑，台湾省李敖先生在《蒋介石研究》里，早就把老蒋个人资料造假的皮都剥了一层又一层，老蒋的“个人资料”的可信度能有多高？这样的诡辩，很应该用“r先生”的话质疑他本人：是“道德问题”呢，还是“智商问题”？

从“四一二”政变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从一个革命志士汇聚的革命党变为了投机人士与军阀聚集的掮客党，在这群投机者与军阀的祸害下，国民党终于丧失了他仅有的光荣，并最终丢掉了政权。当晚年的蒋介石遥望着福建沿海时，不知会不会悔恨当年他在4月12日的所作所为。

今年以来民进党为了打击国民党的选情而公布蒋介石的一些原始手令，对于果粉来说更是屋漏更兼连夜雨，不用大陆上的正义人士反驳他们，他们的猪队友民进党打的横炮已经把他们用谎言堆砌的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弄得百孔千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