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非毛化”就意味着抛弃毛泽东思想，意味着否定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这显然是违背历史逻辑的。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西方“和平演变”一以贯之的目标，在这一点上，“非毛化”思潮与西方敌对势力有里应外合的“共犯”之嫌。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同“非毛化”及与之相呼应的错误思想作斗争。

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指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农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力量、中国社会问题要“根本解决”以及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对实现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并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连接的伟大转变，做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当年中共领导的革命，其本质上也可以说是将“一盘散沙”凝聚而成强大的力量以击退野蛮、扞卫文明的努力。由《铜墙铁壁》中农民出身的金树旺、石得富等基层党员干部组织沙家店村的村民支前抗敌、为战争胜利作出其所能作的最大贡献，可以知道这个努力一定会成功——当然，新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努力成功了。

相较以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的成分更为复杂，不但有逃亡地主、土豪劣绅和土匪，它还集结起以往和解放区军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为职业的日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如果说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于追租追田，而过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汉奸及为非作恶的特务分子，在求财之外更求“命”，为保自己的命，去要别人的命，土豪劣绅和土匪则是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和帮凶。所以，这部分“政治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疯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残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线。

印度虽然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但印度从殖民统治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义精英换成了本土的精英，这个本土的精英是依附于殖民精英的精英。他们没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决裂，他们没有能力对过去的旧文化和旧体制进行批判。殖民地时期的传统文化的精英，经济精英一直没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控制。

“往事越千年。从千年以来的视野看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改造了中国的治理体系，增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能力，为新中国的根本制度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韩毓海说。

纵观《中国1927》，编导们在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1927年，革命的火炬从那些背离孙中山先生革命初衷的国民党继任者手中失落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又把它高高举起！1927年，毛泽东还不在舞台的中心，但他代表了中国革命未来的趋势和发展，因此历史和人民必然将那些已经背离中国人民利益的人摒弃，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必将站在中国这个大舞台的最中央！

阳早、寒春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一直没有加入中国籍。寒春解释说，她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阳早、寒春像热恋那样爱上了中国革命。这场爱情，至死不渝，历久弥新。

欲解决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全局性危机，必须首先完成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否则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都无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能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被殖民-被支配对象的地位。唯有借革命之伟力，摧折扫荡一切阻碍，方能实现上述目标。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势，不免泥沙俱下，其中当然有暴力、杀戮和黑暗，有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现实。但这一切无损于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便能加以通约解释的。

布拉格会议是辛亥革命得到的最早的国际声援，并第一次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列宁最早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为之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物质支持开辟了道路。而此时的俄国正在策动外蒙“独立”，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反对之，这并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机会主义”——这正是今天翻案史学的主要立论。

中国人民不仅会永远记住十月革命，而且也会永远记住，正是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样也要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产生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能丢弃这个伟大的理论。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不是书斋式的，而是在实践中寻求救国真理，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因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意引导先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继成立，吸引了校内外—批先进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引导他们走向工农中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建党时期50多位早期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而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的。如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北京，都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

为了穷人得解放，中国革命牺牲了2000多万先烈，光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就将近400万。其中，在中国革命的领导群体，背叛“富裕家庭”闹革命的占比更高。或者说，在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舍命背叛“富人阶级”的，那是不可胜数。那时，背叛“富有”是真要掉脑袋，甚至全家都要血沃中华!但他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从而实现了由旧式的民主革命向新式的民主革命的转变，并初步明确了以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李大钊在这时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本文以抗战时期延安地区面临的大量婚姻家庭问题为主要讨论对象，分析了来自于不同性别群体、乡村社会及政党政治的不同诉求如何共同参与了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并由此建构了不同的妇女解放方案。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非毛化”思潮从未停止,重点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上做文章。近些年来,“非毛化”思潮在互联网等新媒体有泛滥演绎之势。这不仅损毁一代伟人的形象,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因此必须对“非毛化”思潮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