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爱人民，首先表现在对于人民大众革命精神的支持和维护。他没有贵族老爷式的旧观念和臭架子，而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人民之中的战士和指导者。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正确对待群众革命精神的光辉典范。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万多字，浸透了毛泽东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支持和赞扬。毛泽东对人民大众的爱，是理性的爱、阶级分析的爱，从科学宇宙观出发的爱。

任何一个优秀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是民族自豪、民族自尊、民族精神乃至民族灵魂的载体符号。每个优秀民族，都把保护宣传自己的民族英雄，视若保护自己的眼睛和灵魂。绝不会容忍那怕一个人，一篇文章，一句话，一个字，对自己的民族英雄诋毁侮辱诽谤。民族英雄的事迹，通过游吟诗人，文学作品，代代相传，延绵不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自尊，民族灵魂，就是在这些民族英雄事迹的传播中，得到保存延续弘扬发展。民族英雄，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

数十载长河浩荡，九万里风鹏正举。有着民族精神的托举，有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我们伟大的国家、我们伟大的民族，一定能够扶摇而上，展翅飞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我们需要警惕的，并不是那些喜欢过洋节，喜欢吃西餐，喜欢看外国影视剧的年轻人。鉴湖女侠秋瑾，爱穿和服，其着名照片就是身穿和服手持倭刀的形象。但没人会因此认为她是一个洋奴汉奸。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明明自己就是中国人，却称呼其他人“支那人”的人。我们需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如此之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不希望当中国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应当在全国各族学生的基础教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需要有一批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有理论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立足当代，面向世界，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与科学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真研究，真正区分精华与糟粕，通过反哺式教育，传递给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

“红色经典”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只是一种假定性的真实，“历史”与“审美”、“真实”与“虚构”的有机统一，才是文学叙事中“历史真实性”的基本内涵。为此，“红色经典”的历史真实性，既有历史拟真性的一面，又有叙事本质的一面。

翻看这部《峥嵘岁月》回忆录，你会惊叹，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创造的，他们经历重重的苦难，享受平凡的幸福，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是靠这些淹没于历史深处的普通家庭传承的，历史需要记录的恰恰是这些普通人的经历，他们家族的繁衍，家庭的悲欢，在大动乱大变迁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是谁伸出肩膀，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是一个又一个普通家族的历史构成了我们这个大时代前进中的一个又一个宏大场景，然而这些普通家庭和家族留下像丁长德老先生这样有价值的回忆录太少了，因而这部回忆录弥足珍贵。

我们曾试想如果当年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中国军队奋起反抗，那一小撮“豪赌者”的豪赌是否就能成功？如果中国没有失去东北，而是利用东北的资源充实国家实力，那么日本可还有胆量和实力，挑起灭亡整个中国的战争？我们声讨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成性，痛骂国民政府和军阀的丧权辱国。但偶尔我们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九一八”就这么轻易发生了？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孱弱怯懦到如此程度？

“女排精神不单单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即便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女排精神是你一路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我写的与其说是一部战争史，不如说是一部民族精神史，我更在乎这段历史对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启迪。只要被侵略的民族人心不垮，历史上没有哪场侵略战争能维持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