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新中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结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向体系化方向发展的重大突破。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体现了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科学把握。

《资本论》是“诗性智慧”与“革命逻辑”的工作统一。然则“行动主义——唯物主义”构成了世界意义的思想通史线索，它的始源是“中国诗”，最初的思想高点是“唐诗宋词”。文化作品要在书写“主体工作结构”，即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法主体人格行动。然则“唐诗宋词——《资本论》”构成了历史科学作品的“两仪结构”：以历史写文化、以文化写历史，成为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大写字母化的意义锚定。结论是，经济作品不仅反映要历史原理，也要反映文化原理，使之充满历史行动活力与阅读思考活力。然则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内涵是：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抽象力”，也要运用“中华抽象力”；要使经济学理论模型民族内涵化，在艺术方面尤其需要基于中华的工作意义“引经据典”，提升其文化品位，书写“经济学的文化自信”。

在曾经的GDP导向下，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与地方企业利益是一致的，经济快速发展会带来环保、消费者保护及劳工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在不唯GDP之后，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多样化，经济发展仍是基础，但如果任何一个标准成为一票否定的因素，都必然会影响地方施政。环保本来是共同追求，甚至能够催生庞大产业，但就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反而成为了不少产业和企业最头痛的问题。

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仅存的超级大国，但他没有履行这一地位授予它的责任。美国更有兴趣享受冷战胜利的果实，而非为处于水深火热的前苏联解体国家伸出援手。结果就是，它坚持拥护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华盛顿共识假定金融市场能够修正其自身的过度发展，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将破产的机构兼并入更大机构的方式，来照看这些破产机构。这是错误的信念，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解决老百姓的“一菜一肉”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各级领导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副食品的充足供应和市场价格的稳定，让老百姓吃上价廉物美安全的肉鱼禽蛋和蔬菜。

农村集体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监管政策法规的缺失，基层政府对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监管不到位；二是多数群众无法监督参与集体资产管理，一些黑恶势力把持、操控基层政权，群众敢怒不敢言；三是农村集体资产流失发生的地域在媒体、信息薄弱的乡下，农村集体资产流失除城中村、城郊村、资源村外，被侵占、流失的金额值相对小，不太引起关注。

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年来发展得失的判断不应笼统归因于“一国两制”，而应当对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面临的普遍性矛盾、作为殖民地回归祖国所面临的“去殖民化”普遍性矛盾、“一国两制”具体实践及其所产生的矛盾进行客观全面的区分。一方面，要在具体制度和实践中切实处理好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看到香港现有各种政治力量所代表的政治光谱存在大量空白，特别是对中下阶层的政治代表能力是有缺憾的。因此，应当加强中央的主权者心态，既要更“接地气”地深入研究香港社会各阶层，又要结合世界大势反思香港自身，才能全面反思香港治理工作中所存在的偏差，有的放矢地完善“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

由劳动二重性及抽象劳动所带来的“知识革命”（为商品经济范畴提供根据）彻底扭转了资产阶级所熟悉的纯主观批判那一套东西，而真正走上了客观批判（生产力批判和生产关系批判）道路。这种生产方式规定不排斥主观批判，但高于主观批判。如生产关系批判具体运用于资本主义对象，则产生了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联袂的奇妙效果。其又不同于纯粹客观批判的地方乃是在于：突出主体人的发展属性和批判属性，从而通过生产方式（物质关系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批判，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一块发展上的整钢。

尽管有人极力想把德国统一视为资本主义的胜利，然而事实上，德国东部和西部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鸿沟。西部许多人对用于援助东部发展的5.5%的额外税收持不满态度。哈雷经济研究所（Hall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发现，在德国前500强企业中，93%的企业总部位于德国西部。2019年，东部地区的工资比德国其他地区低20%。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我们已经有了新政时期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对比。从中国自己的角度看，我们有以陈云同志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经济管理的经济成就和左的右的教条主义时期的经济问题的对比。到了需要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了。

美元霸权在很多国家能够长期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500多个军事基地，对敢于公开反抗的国家，往往军事上打击，甚至推翻政权，消灭牵头的国家领导人。另一方面则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大批专家，使他们迷信美国，按照美国精英的要求行动，包括对外贸易使用美元结算。在美国军事威胁和专家指导下，很多国家依据美元发行货币，从而将货币发行主权等货币主权基本交给了美国精英；此外，各国按照美国推销的自由化原则管理经济；同时追求贸易顺差，从而需要和必然储备大量美元，使美元霸权不断增强。

中央深改委通过的政府兜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得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申认可，这是全党的意志。“房住不炒”、“教书育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等普惠性，即将重新回归，这是一种追求共同富裕的回归。这是在公共服务、民生保障领域，社会主义的深化改革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准确一击。

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国内大资本根深蒂固以及西方的刻意诋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然而，过度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际是一种短视发展战略，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最终半途而废。过度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而且这些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21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国家经济的集合体，资本主义剥削也不再为现有政治经济学甚至左翼学者所能理解。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剥削呢?本文主张将分析视角从国家实体转变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商品链，并为此构建了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劳动价值商品链分析方法。借此方法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是通过全球商品链，利用南北方国家间巨大的单位劳动成本差异榨取外围地区的超额利润，并将其间所产生的附加值归功于中心国家自身的经济活动。因此，单位劳动成本是解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剥削之谜的关键，而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所揭示的极高剥削率则反映了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本质。

政府支持区块链技术发展一定是支持健康发展，而对打着区块链技术旗号行骗的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有其在金融领域，绝不能任由“无照机构”滥用区块链技术“圈钱、骗钱”。所以第一，政府需要率先明确管理部门，防止管理相互推诿而导致市场监管空白；第二，应把区块链产品研发视为特殊行业，至少需要建立报备制度，对无报备而经营者重罚；第三，必要管理原则、法律法规需要“先行一步”，把能够想到的、已经出现过的不当行为先行规范起来，避免死灰复燃，避免管理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