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经济对抗现象绝不意味着鼓吹经济战争。依本人之见，事实正好相反。2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经济冲突现象，认为这是由全球化引发的“病症”，而且随着不平等和不平衡现象的加剧，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紧迫，甚至失控。本书指出了实施经济战的某些做法——无论是国家、企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目的是提醒这个“病态”的世界，应当警惕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而且它还受到“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破坏。超级全球竞争的“毒瘤”正在使人类迷失方向，摧毁我们的星球，摧毁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它使一些人从事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这不会为全人类带来任何收获，却会让我们失去一切。揭露这种邪恶，就是为了在一切追悔莫及之前，努力与之进行斗争。

周恩来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员干部终身学习的榜样。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就需要扶贫干部扑下身子、放下架子、迈开步子、走出院子，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综合钻研贫困地区扶贫难点，寻找脱贫致富路径。

香港的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一道最好的防火墙，但如果香港汇率按照前述路径被冲击，就会引发香港房地产快速下跌，香港又会传导到深圳，带动内地楼市下行，冲击内地金融体系。而且香港是人民币离岸中心，港元汇率不稳定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直接影响。想明白这点，美国佬想干嘛自然昭然若揭了。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金融对抗。

本文是学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笔记，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国企，既是经济进步，也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性质截然不同，本质区别在于劳动阶级是否掌握了剩余价值。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主义被迫做出了缓和阶级矛盾的让步，这种让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拐点，由此造成西方贫富分化程度复归到100年前，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没有变化。这一点是党内外一批占据重要话语权的经济理论界人士竭力所回避的。恩格斯的思想对我国国企改革中的形而上学，有深刻的历史穿透力：1，在吸收、借鉴西方生产力的社会性时，一些片面认识抹杀生产关系差别。2，对私有制的崇拜，使得一些理念无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运行规律。3，用经济上的商业性平等竞争，混同于政治上的平起平坐。4、把扞卫公有制丑化为扞卫僵化的国企体制或特权。5，坚定维宪，调整劳资关系以增加企业竞争力，民营工商业者就能始终是自己人。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近40万字的着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疑难问题研究》日前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选题精准恰当、内容丰富充实、观点鲜明新颖，是一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的高水平学术着作，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书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重大疑难问题的回答，具有澄清理论是非、释疑解惑的重大教育意义，对各类学校、各级党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里，不得不夸一夸河对岸的基础教育，他们教语文，教英语，教数学，教逻辑，教归纳总结，教实事求是，教辩证分析。他们懂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懂得抓事情的主要矛盾。他们小学课本里，就有两句诗，叫做：“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小孩子就算当时不懂，以后都会懂。而这座城的年轻人，就缺了这样的教育，他们不知道不公平的根源在哪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愤怒，也不知道世界的运行规律是什么，所以，那些心怀叵测的野心家、投机者一煽动，他们就冲上了舞台，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把严肃的事情，当成了儿戏，又把儿戏，玩成了无法收场的闹剧。所以，他们在街头纵火、伤人、被捕。而野心家们在窗内举杯相庆，啜的是他们的血。这座城的故事，已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标本，这个标本，就叫做“资本主义”。

很多华裔的科学家，凡是列入中国国家千人计划的都受到审查。中国的留学生将来到美国去留学，不可能进入他的核心学科，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性、创新性的这些学科。美国战略转向蔓延到了学校，学校独立精神没有了。蔓延到企业，企业按照政府的意愿，对华为断供、谷歌安卓系统没有给任何企业在任何国家断供，也要对华为断供。美国已经没有了市场的原则，没有自由交易的原则，没有契约的原则。按照英国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的文章说，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流氓国家了，那种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精神哪还有？只有商人精神，只有特朗普的交易了。

《美国是如何在全球进行金融殖民的？》一文还花了很大篇幅介绍美联储是通过加息和减息来洗劫其他国家，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亚洲四小龙等国家。这显然是一个肤浅的解释，例如，同样这样操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为什么没有剪到香港的羊毛。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界迷信美国精英推销的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深信政府只会起负面作用，缺少基本的货币金融常识，但却控制了很多国家经济大权。这些人积极推动本国政府放弃货币金融主权，将货币金融和经济主权交给市场。本来政府可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款，限制外币大规模进入本国，有权没收兴风作浪的外国金融大鳄的资金，但这些国家的精英却迷信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敢采取行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它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蓬勃的生命力。中国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要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有一个正确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保持国民经济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要精准地逐步解决贫困问题；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要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连接，实现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形成一个能够团结全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互利共赢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按老百姓的语言，美国财政部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纯属瞎扯淡。特朗普此为不过是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毫无疑问，对华3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必定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升，尤其对推高老百姓日用消费品价格，如果不能找一个“合理借口”安抚美国公众，那特朗普必会遭到痛骂，而给他大选连任造成负面影响。那么，“汇率操纵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吗？其实，“汇率操纵国”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贸易条件，但是，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还能坏到哪去？继续价高关税吗？那得看美国老百姓是否承受得起。

香港四大家族在如今这场风波中的表现，可以用淡然和冷漠来形容，没有安抚，没有谴责，连表达不满也没有。但恰恰是这种冷漠，体现出了他们与香港市民之间的真实关系。相比于市井出身的一代们，刚刚接班不久的二代们则更加无法理解街道上年轻人的境遇。他们的沉默中不仅有利益的冲突，也有他们对于街道上年轻人的诉求完全没有感同身受的现实。这种隐藏在沉默中的尖锐对立，让人深感不安。

二战之后，发达国家一直在不停地剪发展中国家的羊毛，而发达国家基本就是在坐享其成。那时候，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并不突出，更不激烈。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变，这个出现的新趋势让发达国家自己也有点猝不及防，他们也是一脸地懵圈。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感受到全球化对他们利益的反噬。他们开始破坏原来由他们自己制定的全球化的一系列规则。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香港的利益所在。而那些手里拿着英国护照、美国护照的人，香港乱了跟他们是无关的，相反香港越乱，他们能从中捞到的好处就越大。如果形势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个后果他们也绝不会跟香港一起承担。李柱铭、黎智英早就说了，“为美国而战”，他们是美利坚、英吉利的忠烈，不是香港的忠烈。那些走上街头的香港年轻人，真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新自由主义观念已经破产，但既成体系并未消亡，利益格局仍在延续，在新的思想获得主导地位之前，新自由主义进入“超卖”期；美国的垄断资本演化出更高级的形式，它们进一步与美国政权结合，不仅垄断资源和市场，还试图垄断创新，抑制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谋求长期超额利润。这表明美国经济已步入了后自由市场阶段。“超卖”引发的是西方国家逆全球化连锁反应，部分发达国家还通过重构自由贸易协定、强化金融优势地位来推进超级新自由主义。然而，这不但无法让全球经济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反而会分割国际市场，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为修复当前的系统失衡，美国推出了“美国优先”的行动纲领，其经济意义是通过政府之手扭曲市场，利用贸易保护推行过时的进口替代政策。这会对现有的国际生产体系产生一定影响，加深经贸冲突，但无助于解决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无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正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从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任何有关中国多元化的鼓噪都有害无益，对于这种企图，说得轻一点是赶西方政治的时髦，说得重一点，其实就是和平演变的一个变种，同颜色革命在实质上如一丘之貉。中国历来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与社会结构，都是一元化的发展与演进，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历来都是如此。因此，中国只有“一元”，没有也不可能“多元”，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必须如此。否则，如果搞什么多元，就将没有中国的崛起与未来。

通过隐蔽行动方式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对智政策的总体战略目标。宣传战则是美国对智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美国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设计、策略谋划，形成以“中情局附件”为主干的宣传战计划。此后，美国综合运用包括隐蔽资金支持在内的诸多政策手段，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和传播渠道，针对智利展开了密集的宣传战，处心积虑地制造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助推了1973年智利“9·11政变”的发生，颠覆了阿连德政府。因此，美国的宣传战是引发1973年智利“9·11政变”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实施宣传战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