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逻辑；植根社会实践并在静态实践与动态实践的循环往复中实现自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逻辑；遵循历史规律并沿着社会进步逻辑实现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逻辑；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逻辑。

本文通过探究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关系来讨论新帝国主义的特征。经济力量拥有使自身与直接的政治强制相分离的特殊能力，这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分离使得诉求无限扩张的资本能够超出领土控制的范围，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维护霸权，以区别于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构建的”所有权。同时，资本主义的剥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服务于全球资本的政治结构不是全球国家而是诸领土国家的全球体系。统一的全球政治权力的缺乏引起了诸领土国家的军事主义，并导致了无限战争和特殊的军事逻辑。在此背景下，基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对抗性斗争比跨国斗争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不同看法，构成了作者与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区别。

张维迎等一贯反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恐怕不只是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的认知问题，而是经济学人对科学技术、对科学家缺乏真正的认识、尊重和敬畏，远远超出学术之争，俨然是一种意识形态高于科学的傲慢心态在作怪。

尽管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有赖于自由的市场价格和创新的企业家，但我们必须对现实市场中的价格特性和“企业家”角色进行反思，通过批判和监督来促进价格机制的完善和企业家的成长，而不是基于狭隘的理论为现实世界的价格和“企业家”活动进行辩护和鼓吹。

国家统一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历史逻辑。中.央.集.权是中国道路的第二个历史逻辑。工业立国是中国道路的第三条历史逻辑。民众联合是中国道路的第四个历史逻辑。强化组织是中国道路的第五个历史逻辑。掌握武装是中国道路的第六个历史逻辑。独立自主是中国道路的第七个历史逻辑。民.主集中是中国道路的第八个历史逻辑。民族平等是中国道路的第九个历史逻辑。

针对社会大众的诉求以及政府日益注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转向，一些经济学人非但没有且不愿去反思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反而将对“为富不仁”的批判归咎为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并将批判者冠上“愤青”和“仇富”的帽子，乃至不遗余力地鼓吹社会大众存在着“仇富”心态。那么，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将社会大众对富人行为的批判鼓吹为源于“仇富”心理呢?很大程度上，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肯定性理性分析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有关。

按照“公知”的逻辑，既然靠牺牲多数人的生存必须就能解决资源不足问题，那还有什么必要发展生产力呢?——难怪“公知”当政导致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难怪中国社会周期性大动乱、人口大灭杀。

2016年在瑞士日内瓦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名第25名。然而，细究这份榜单，他们的整体评价方式和计算模型很值得怀疑，这份榜单是否科学和严谨，是否全面和深入，都需要打上问号。在西方世界，榜单的“不纯粹”一直存在。不可否认，其中会因人力、物力等客观因素限制导致调查不全面。但可怕的是西方世界主观方面的人为故意。

在过去的六年里，重庆房价始终稳定的6000~7000一线。而同期一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房价飙涨，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几乎成了中国一二三线城市里房地产价格的最洼地。在重庆GDP增速已经连续两年（2014、2015）位居全国第一的背景下，重庆为什么房价那么低？为什么房价不涨？为什么销售量那么大？

对乌克兰来说，如果彻底倒向西方，那么克里米亚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很可能就是彻底摆脱俄罗斯控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俄罗斯来说，尽管收回了被赫鲁晓夫作为礼物而送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了两个“小伙伴”，但也可能因此彻底失去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乌克兰民族和国家。

如何理解世界许多国家经济收缩、失业率飙升、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恶化、流离失所人数剧增、犯人数量不断上升和对全球生物圈的破坏变本加厉？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认为贫困和不平等的概念不足以理解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她在《驱逐：全球经济的残酷与复杂》一书中，提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残酷逻辑——驱逐——无论是工作、日常生活包括生物圈的破坏都可以用“驱逐”来解释。

所谓的“宪政”并不必然会带来富民强国，因为资老太太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最穷的十个国家都是实行了所谓的“宪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某些西方国家的富强，并不是因为其实行了所谓的“宪政”，而是由于比较早进入了工业革命并且进行侵略扩张和掠夺，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近年来，商界巨头收购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案例屡见不鲜。近日，又传出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将投资新媒体“Thrive”的消息。商界巨头们为何青睐传媒行业?其对未来媒体发展格局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当我们将进口粮食的数据引入，便会发现进口粮食增速大于本土粮食产量增长，即中国粮食自给率的分母增长幅度是大于分子增长幅度，因此，近年来，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折射出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并不容乐观的状况。

当电影票房、收视率、营业额、信用等级……乃至我们每天出行的步数，通通变成数据，数据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信息商品化条件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公共服务原则的被侵蚀，以及在制定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利差距，正在警醒我们不应忽视数据经济背后当下中国社会的延展——数据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