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理直气壮地阐述这个事实：劳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主体，客户中心永远是企业的价值所在。这不仅是2018年科技发明专利位列榜首的国电和华为等优秀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创新之路，成功之路，也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先进的企业通过两百年探索，被迫找到的企业活力根源。这更是几百年来现代经济发展所证实的，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步的延长企业生命周期之道。因此，在企业导向上，除了代表华尔街的《福布斯》和《财富》，中国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成功和企业发展之道。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下，跳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思维并进一步发展为“两个毫不动摇”的进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效能各有侧重和互为补充的进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互学互鉴并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可以避免掉入用暂时局部波动评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谁退谁进、单纯以经济效益高低评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谁优谁劣、脱离历史场景和历史逻辑掉入片面评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谁先进谁落后、脱离坚持党的领导及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历史而抽象地探讨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陷阱，进而进一步增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按照斯密的看法，市场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非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土地公有制和国有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条“社会主义”底线，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对这两条底线的坚持是分不开的。正如土地公有制避免了中国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一样，公共资本为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提供了保障。中国决不能搞土地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否则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社会主义改革，除了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进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外，同时也应该继承、发扬原有体制中适应并能够继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做法等。经济体制再怎样改变，甚至是发生根本性改变，都不应动摇和改变经济制度，绝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警告的“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而不能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情况。

对于民营企业，不宜搞一刀切，不宜用一种眼光来看待。对于守法的民营企业，是一定要坚决支持的。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来，国有企业是一块，民营企业是另一块，两块都很重要，两块都不能缺少。但是，正是由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在其中搅浑水不，挑拨离间，故意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搞得势不两立，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他们这个论坛自成立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大业贡献了什么智慧，提供了什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方案。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作为读者，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收获。相反，所得到的是负面效应。他们中某些人的发言，实质上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就是要既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两种经济成分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都在发展经济、满足人们多样化需要方面做出各自的贡献，使得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应该指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还应该反映社会主义的特点和要求。因此，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指出，在这“四句话”的前面还要加上三条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这三条原则的前提下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制度。对于“产权明晰”也应该作这样理解。离开三条原则抽象地讲“产权明晰”是不妥当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毫无疑问，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党的执政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只有坚决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加强党的领导。而要坚决振兴公有制经济，也惟有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正因为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所以它也构成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手段。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如果将非公经济也说成是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就可能在逻辑上得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等超阶级结论，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现实不相符合的，也正是西方颠覆势力非常希望看到的局面。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生活资料的所有制，这个解释同马克思的系统理论是相一致的，对它的几种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对此问题要得到科学的答案应该准确认识公有制的主体和基本特征。

党的坚强领导是边疆稳定的政治基础，缩小民族问发展差距是边疆稳定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稳定的文化基础。在边疆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对夯实这三大基础均有决定性作用：党通过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将各族群众直接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对各族群众的领导：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改善民族地区的收入分配，开发利用边疆地区资源并将收益留在本地，有利于缩小民族差距;公有制经济组织使各民族享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有利于培养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发展公有制组织是保障边疆民族地区长期稳定的“长远之策、固本之举”。

中国当下网民已超七亿，最近，有文章列举一些当下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媒体：凤凰网、南方周末、网易、腾讯、搜狐、《南方都市报》、澎湃新闻、《深圳商报》、《福布斯中文网》、DoNews、佛教在线、和讯网….指出90%是资本媒体。正是基本上由这些媒体捧出了刘国光教授所说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 “主流”经济学家。正视我国公有制的“孤岛现象”，排除上述思想片面性，避免知安而不知危，才能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国情，正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牢固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国有经济地位得到有效加强的基本标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会自发地得到实现，需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国有经济。如新建公有制企业、对公有制经济予以财政与信贷支持、谨防实施会削减公有资本的政策措施、抑制私有化、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全部用于国有经济、科学谨慎地引进外资、推动发展农业集体经营、节制私人资本、以民主制衡和制度反腐为途径促进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一些人以为公有制主体地位只跟党的执政基础有关，却不知道这也跟中国的经济主权的独立性大有关系。中国的国企，现在还是中国民族经济的脊梁，没有强大的国企，中国的私人民族企业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被收购被兼并被消灭。

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创立的革命党，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是毛泽东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使命，中国共产党只有一如继往地担当起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历史责任，才能无愧于无数革命者的流血和牺牲，才能永葆革命的本色，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也才能将国家动荡、政权更迭彻底终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