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群众路线特征主要体现在毛泽东既强调医疗卫生工作要尽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特别注重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也体现在医疗卫生实践要依靠和教育广大人民，创造性地培养大量赤脚医生。同时还体现在医疗卫生工作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团结中西医。当前，进一步深化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然需要坚持群众路线，从思想认识、制度设计等层面始终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行动指南和评价标准。

类似这样有利百姓的事，还有多少被拒绝与国际接轨？既与人民有利，还能破解证券监管等国内重大难题的“国际接轨”，为什么遭到各方面强烈抵制，还被长期抵制？抵制的主要理由，说什么不符合中国国情。若谁要进行接轨，就被扣上“走过去老路，走西方邪路”的帽子，这是不是黑白颠倒？！这不是岂有此理？！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基础。与之相关，群众路线也是组织路线。就是说，不论是在党组织里，还是在国家机构中，都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人民群众是最有发言权和话语权的。同时，把工人农民和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的主力军。中国革命道路创造的一个奇迹，就是把曾经一盘散沙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了自觉的革命战士。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路。改革开放的奇迹，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把人民组织起来是一以贯之的宝贵传统。

应该看到，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相联。在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示范和榜样。

态度与方法是不可分的。态度决定方法，方法体现了态度。“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态度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互联结，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完整形态。它既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体现。

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唯一方法，把人民群众作为共产党事业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本体观；更是应对权力腐蚀的防腐剂，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保鲜剂。它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已经被中国、苏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它还将被我们的后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证明。

“枫桥经验”的核心理念，就是一切工作都要坚定不移地走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为自身的利益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共同奋斗。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性，积极参与到群防群治的警民共建、社会共建实践中来，这正是打造平安共同体的最大民意基础。

实际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越战越弱而共产党越战越强的根本原因，就是谁有能力能够把这个国家的民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国民党之所以打不好持久战，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走、也不可能走群众路线。他们一味奢望西方国家的干涉和敌方的自行崩溃，基本上没有走出片面抗战的圈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后，就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久不衰。2010年，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瑞贝卡·卡尔女士在她的着作《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世界中的中国简史》中，把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的中心”归纳为“群众路线”。这个归纳的内容，至今对我们的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员干部队伍中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等“四风”问题，就是党性薄弱的表现。形式主义违背群众意志、脱离人民群众、损害群众利益，它同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相背离。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是形式主义的实践特征，它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背离，其造成的实践后果是资源被破坏、风气被败坏。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欺上瞒下，实际上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缺乏忠诚，要从维护政治纪律严肃性的高度，提高反对形式主义的政治站位。

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今天的中国，权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袭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一是要取决于是否经过长期的基层一步步的锻炼和检验，二是取决于党内上层的投票评议，三是元老推荐，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经验和智慧三方的综合。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权力退出机制。显然，这样的制度模式人类历史上过去就没有存在过，它既不符合专制的定义，但西方又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创新性，实践证明，这套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而且相对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有着优越性。

严密的监察制度必须有，可是，人数有限的监察队伍面对数量众多的监察对象，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灯下黑”会因为制度的百密一疏产生，也会被蜕变者找到钻营的空子。所以，单靠体制内的“官对官”，单靠专职的监察反腐力量的勤政和殚精竭虑的制度设计也未必能有让人满意的高效。那么，如开国领袖的“药方”——让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让中国的亿万主人——人民都来监督政府，让无数为自己切身利益负责任的人民监督，就能把可能腐败的角落盯死了，看紧了，还会有坐监犯科之辈么?

扁平化的宣传机制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和工作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经是扁平组织，极为亲民，专为百姓办小事。干部战士要保证“缸满院净”，还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是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来源。在社会民心分化和碎片化的社交网络媒体时代，更要积极发现和培育党的基层社区的宣传积极分子，这些人是基层社区的舆论领袖，也是党的宣传工作创新实践的沃土。

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不能是微博的“大V”与粉丝的关系，而应当是微信群的群主与群众的关系。群主在群众之中，不是在群众之外，更不是在群众之上。群主虽然号称管着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团队，但实际上是一个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接受群众调侃与抱怨的角色。一个好的干部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群主。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建党初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围绕着党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党和军队的性质以及党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群众和群众工作的观点。抗战时期，关于群众的观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系统阐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在党执政后滋生的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批评.群众路线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十年来，乡村治安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发生了重要变迁。改革初期的群众路线延续了集体化时代的样态，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并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新时期的群众路线主要包括“接近群众”，“呼应群众要求”和“依靠群众维护治安”则受到了程序法治主义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