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当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世界只有利益，没有市场！只有保证自身的强大与安全才能谈论“自由”竞争！否则，那些倡导全球“自由市场”的政府，会很开心地连骨带肉吞下没有反抗能力的中国企业，他们才不管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市场化”，在他们丛林法则般的世界观中，落后就是原罪，落后就该挨打！

二月，由着名共和党人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主持的美国参议院小型企业和企业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制造2025”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北京的重商主义者计划在未来几年内主导高科技产业。鉴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该报告认可了中国共产党（CCP）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必须采取一些计划以和中国保持同步，后者在人工智能（AI）、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其他新兴技术领域进步飞速。正如愤怒的自由主义者所迅速指出的那样，这是对于正统自由市场理念的惊人背叛。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自由市场作为核心，配之以有限政府、道德秩序作为其相应的基础，并认为这样一种组合将能够在创造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保障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对这些理念及组合的论证，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并没有一种逻辑上一致的分析，可以说是各种分析的杂烩。对于自由市场本质的理解，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就持有不同的论证思路和观点。前者的论证基于均衡的概念，而后者的论证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至于这类经济学家基于“一致同意”对有限政府的论证，以及对基于纯粹个人主义社会观的所谓“道德秩序”的追求，却充满乌托邦的色彩。他们以“消极自由”的名义为自由市场提供辩护时，不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与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自由和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与欧美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趋势发生对抗。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实施着以生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其政策收益远远超过了成本。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美国公共政策的争论中，“自由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以交换为核心的思想成为美国占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由于将“产业政策”描述成为毒药，美国政府隐藏了其产业政策的实践，以至于连非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者都声称：美国没有产业政策，或者说有坏的产业政策。本文评述了美国的产业政策史，重点讨论了美国近二十年来所实施的“网络建设的产业政策”，最后论述了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可以从美国产业政策的真相中吸取哪些教训。

在邦联时代，缺乏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的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独立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独立，驱使他们在经济独立的思想道路上，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是从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从美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战略远见和经济思考。“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预经济发展”是制宪会议得以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一个主题。那些草创美国的与会者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推动科学技术发明、推动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它被当成惠及全民，使经济达到足够强盛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关键。

如果说英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靠的是大量的政府借贷，那么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崛起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则是依靠政府建立的关税墙，而非自由市场。

张维迎认为，中国等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不能称为奇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发生地在英国和美国；其理由是：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实际上，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自由贸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中断了对英贸易往来，北方资本才从航运业转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马上又受到抑制，这促使北方资本家呼吁保护政策，最终于亲英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爆发了内战，保护主义在内战之后则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

经济学是每年唯一颁发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学科，但在我眼里，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一个宗教，我私下里称之为“市场经济教”。亚当·斯密被选择为这个教的“教主”。市场机制、自利倾向、看不见的手，这些名词是基本教义。坦率地说，拿自由市场机制说事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骗子格外可恶。

“百年和平”的起始伴随着自由市场制和自由贸易体制的成形，以自由市场开始，以经济帝国主义结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是以自由贸易之名而实行的，目的是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让自由贸易得以继续。但是自由市场是个乌托邦，它从未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它的每一步推进都伴随着国家的管制，也遇到社会的抵抗，自由市场越发展，对抗就越激烈。

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比美国人更容易承认这一点：自由、公平的选举会把权力带给反市场、反美的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受挫群体的愤怒牵引到自己身上。

美国传统新闻媒体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放松垄断管制”和“跨媒体、集团化”的结构重组后，越来越脱离了新闻独立的基础，成为金融资本和垄断性财团的附庸。“大公司”就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股东，媒体不过是资本大鳄们的马前卒。这就是“金钱政治逻辑”，也是私有化、资本化和商品化的“市场逻辑”，更是“自由市场主义”的“话语霸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