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及之后，总书记、党中央既坚持了“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又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要决策。它们是针对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不同层面的问题而提出，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是一体化工程，相互之间并不排斥。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面向未来”，即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毫不动摇的。之后亦如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其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7年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1978—2012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中流砥柱作用是改革开放前中流砥柱作用的完善与升华。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当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位、改革标准、最优发展模式、效率评价指标、发展领域、产权改革等重大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有极大的片面性，资产阶级的所谓市场公平竞争，其实只是直观地反映市场经济形态的表面关系，是用简单商品流通等价交换关系，掩盖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政府是国家的职能机关，必然具有阶级性，“政府不能进入市场”照搬了国际新自由主义的谬论，我国的人民政府理应进入市场；我国国企的本质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否定我国的国企进入市场是违反宪法的。

国有企业拖累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经验上缺乏根据。国有企业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高于私有企业，而且能够更好地执行法定的劳动制度，更快地进行技术创新。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起到了稳定器和推动器的作用，极大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

美国制裁古巴56年，让古巴损失上万亿美元，但古巴却没有被压垮？自2006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718号决议制裁朝鲜后，安理会先后10次通过决议不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可朝鲜依然“花开精彩，清风自来”。从古巴、伊朗到朝鲜，这三个受到长期严酷经济制裁的国家，都骨头如铁的坚持独立自主，都坚持反美大旗不倒，恰恰都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坚持国有经济为主，这里就没有什么值得深思？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一定要搞好。西方一些人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国企，抹黑国企，说是要“公平竞争”，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搞垮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不能上当！要坚定不移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职能从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修改为发挥领导作用，这与我国政治经济建设的深刻变革密不可分。相较于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内涵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全面、保障更加有力。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意义重大，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使国有企业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作用，必须坚决纠正以公司章程替代法律规范、以抓好党建替代全面领导、以国际接轨否定党组织的作用等认识误区，夯实法律基础，加大制度供给，建设复合型高素质党务工作者队伍。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真正关乎中国的前途。面对各界就国企改革路径、方向引发的争论，卢荻老师简要从三个核心点做出正本清源的梳理：首先，在各项指标显示中，有关国企较于非国企的“低效论”或“国企负累”论的判断，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发生转变；其次，单从市场标准出发，人们往往忽略了国企在接受国家政策扶持过程中，所同时承担的大量社会责任；最后，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金融投机化情况，使得新世纪来朝向“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的发展势头受到干扰和削弱。而这种以某种抽象的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模式为前设的理念，正与中国社会对国企的社会发展追求、以至于长远上的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相悖。

从马克思企业理论视阈看，国有企业本质是对劳动合约特殊类型的特别历史利用，是对特殊历史劳动过程的特别运用。因此，可以运用“生产方式-劳动合约”这一劳动过程总体分析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整体的历史演化-博弈结构剖析。根植于官民经济的统合斗争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分化、分立和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中国国有企业历史发展形成内在模式——5种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历史截面——作为农业社会的经济变迁和发展——大体就是由这些模式的转换与衔接所“谱写”的。这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分析需要从“资本主义至上”模式中根本挣脱出来，从而对于指导当下国企改革与发展富有深远意义，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经济学面向现代的发展和应用化也不无启迪。

按照斯密的看法，市场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非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土地公有制和国有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条“社会主义”底线，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对这两条底线的坚持是分不开的。正如土地公有制避免了中国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一样，公共资本为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提供了保障。中国决不能搞土地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否则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壮大，有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年均为9%以上，国有企业功不可没，尤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更是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国有企业几经磨难，逆境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要单纯缩减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占比和总量。国有企业是要以混改为契机，更好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同时以混改为契机开展综合性改革，加强改革联动，完善机制强化激励，实现混改企业经营效率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不是把国有企业改小改少。

在私人资本决定之下，一切都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不管是劳动力的廉价、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收入的分化还是国家的入不敷出、整体经济的比例失调。这就难怪市场经济不是什么令人称道的经济模式了，这样也就难怪苏联解体，而中国市场经济出现两极分化、资源耗竭了。也因此，本节我们无需考虑私人（垄断）资本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会成为中国企业交换的合理模式了。

杨凯生表示，要真正把我们需要持有的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就必须有资本责任意识，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定期不定期的向这些企业注入资本，要把这作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来研究、来推进。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根深蒂固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弊端包括：第一，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第二，资本的逐利性造成投资者更注重眼前和局部的经济利益，忽视长远和整体的社会利益。第三，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加剧两极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第四，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商品大量过剩，从而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非公经济对全国税收贡献“超过了50%”，这是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博士散布的误导中央、政府决策者的“神话”，必须破除之，以正决策者的视听，并进一步清除其不良的政策性影响。此论非空穴来风。目前，这种天方夜谭，通过王勇国务委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解读党中央“十三五”建议的文章来看，已经影响到党中央“十三五”建议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其误导决策者过高估计非公经济作用、制定脱离实际政策的的痕迹明显。事实上，虽然“据说”非公经济已占GDP的60%以上，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数据等计算，在中国税收收入中非公经济却只有15%左右的贡献，这是其根本无法与国企36.6%的税收收入贡献相比拟的。且不说国有企业还有上交利润、划拨巨额资产等贡献了。在这些方面，非公经济能够与国企争锋吗?所以，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全国工商联刻意夸大非公经济的税收贡献，以为其一再鸣锣开道，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全国私有化了，估计全国工商联也就该寿终正寝了，其数百退休干部的养老金可能都会遇到支付危机。“吃财政的饭，砸财政的锅”，这真是新常态下的黑色幽默。如果方方面面的这种幽默还在不断地增加，反映出了什么?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完善产权结构，但是，绝对不应当“以资为本”。山高人为峰，人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根本，人格的尊重、理想的追求才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源动力。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人民主体论才能一以贯之都笃定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方向深化改革，秉持“企业人共同体”的人本价值观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才能成就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