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和吴仁宝都是在实践方面的佼佼者，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实践好？自然就有理论指导问题。好的实践结果告诉我们，指导他们实践的理论好，同时他们也善于理解好的理论，善于运用好的理论。用老话讲，事实上也是这么回事，他们俩个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积极分子。他们的活学活用精神，是中国红色企业家的一大特色。

巩义市竹林镇、新乡县刘庄和临颍县南街村是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三面红旗。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这几个先进典型依然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生命力，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代表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向。

以前说集体经济养懒人，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公社是怎么养懒人的，但是我个人来讲，我们公社绝对没有养懒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监督的机制也是比较齐全的。比如今天我去放牛了，如果不好好看牛，丢了一头奶牛怎么办？这个有它的制度，丢了一头牛，首先要找丢了的原因，丢了一头牛你要承担多少个人的工分惩罚。比如说丢了牛是因为我在山上睡觉，表面上我今天跟着牛出去了，但是过一会我就不看牛了，反正牛又不会飞走，这就要接受惩罚；那或者是被棕熊、狼等野兽吃掉了，吃掉了怎么办？像这种情况都有一个标准惩罚的，所以的话大家都不能偷懒。

工资部分我们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想发财，不当官。我们南街村管理层干部包括党委书记、村经理等一月工资都是标准250。中央发改委的领导说250不好听啊，为啥不是260、240啊。我说我们当傻子，傻子不是神经病的傻子。那是什么傻子？是当社会主义抗战时期，社会主义解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人物。比如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这些都是傻子，我们愿意发展这种傻子精神，我们才拿250的工资。毛主席逝世4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有人念念不忘，年年有人纪念，这是为什么？焦裕禄，毛主席提出来县委书记好榜样，为什么全国都要学习焦裕禄精神？为什么全国人民都要学习雷锋？就是有一个吃亏精神，你当干部如果光想着自己富起来，你永远办不成事。你看徐才厚，中央军委副主席啊，不还是下马了，这为什么？这是私心啊，你看我们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讲哩，只为集体造金山，不为个人搬块砖。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上来就开展一个党内群众路线教育，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忘记群众，一个人都不能掉队，所以说我们南街村的干部都是傻瓜，二百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任何的闲散青年。老书记在任期间，一直对集体的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在外面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很强，定什么价就卖什么价。而在老书记和他的班子退休后，没过一两年，单干的人就出现了，畜产品销售也出现私卖的问题，甚至一度集体不再统购统销，而是大家自己去卖，或者商贩过来收购。

大坝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今天的中国，新集体经济仍然有生机。此前大家听刘庄、南街村这些集体村庄的故事，往往觉得虽然有优越性，但是今天的条件已然不同，它们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大坝的合作化、集体化是近5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可供学习和借鉴。政府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扶持，但大坝村没有依赖政府的扶持，它有一个很好的基层团队，是一个非常具有内生性的合作化村庄，是新集体经济的一个案例。

如果我们的农村集体经济没有遭到破坏，那么现在农村中所存在的所谓村霸也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出现如此之多。村霸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党组织功能被削弱，很多地方甚至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如果有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农村党组织的作用也会继续存在。所谓村霸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更没有猖狂的空间。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从实际出发、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向目标出发、适应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就要探索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如果不搞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不要村集体统一经营，只搞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公司、专业合作社这些形式，一定的规模效益会有的，但由于利益分割、缺乏统筹，很难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很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的思想绝不是走指令性集体经济道路，而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且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习近平准确把握了“统”与“分”的内在联系，着重批判了一说“分”就分得一干二净、就排斥任何形式的“统”的误区，要求加强集体经济“统”的职能，“分则力散，专则力全”，强调对软件环境薄弱的地区更要加强“统”的工作，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2016年4月，习近平视察安徽小岗村时针对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问题重点强调了“四条底线”，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只有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重新探索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用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农村的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的后果就是城乡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今天的中国不能承受的。如此，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集体经济中统一经营与家庭经营演变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显示，集体的发展和权益保障是农民权益保障的基础，两方面的权益不应当也不可能单方面实现，两方面的权益保障也不可偏废，应探索创建能够使两方面权益统一的有效实现形式。对于农民权益的保障，应当转换思路，由单一的权益保障转向把保障权益与促进发展统一起来，可通过对集体经济组织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造来实现这一目标。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既要破解成员资格确认难题和构建发展统一经营激励机制，还应明确法人地位、创新政策支持、构建党领导下的“三驾马车”乡村治理结构。

在土地私有制下，必然出现土地占有和收益不平等的情况。这一生产关系在人民公社时得到典型的体现。但在当时统一经营的体制下农民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后推行大包干。能够减轻大包干的负面效果的，就是集体统一经营的部分。实力较强的村或依靠集体土地获得地租收入，集体企业经营收入也包含部分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为农民共享。所以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利益的统一。

集体经济，至少在改善村庄生产条件、保护环境资源、购置生产资料、组织产品销售等方面都可以直接组建产业组织，并通过严格、科学的产业管理获得“集体红利”。这才是农民真正的、可持续的致富之路。强行瓦解集体经济，则多数村庄必定是产业真空。由此造成的农民收入机会损失会非常巨大。

在今天资本下乡的洪流中，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集体经济是否还有成长的可能？新的集体经济如何成长起来？已有集体经济村庄能否继续发展？ 今天的推送节选自去年主题为“集体经济村庄”的开放时代论坛报告，严海蓉教授讲述了一个东北村庄尝试组织合作社的案例，其中的困境根本在于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

今天人们对“集体经济”几乎谈之色变，事实上，当下践行集体经济者有之，为集体经济正名者有之，以合作社之名发展集体经济者亦有之。“民营集体经济”的论述是另一种打开话语空间的尝试，或可以破除掉已有的误解，开启讨论的可能。

如果在今天仍然想要看到集体经济时代的活的文化遗产，那么冀中平原上的周家庄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时至今日，周家庄仍然保留着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制和口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