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自由市场作为核心，配之以有限政府、道德秩序作为其相应的基础，并认为这样一种组合将能够在创造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保障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对这些理念及组合的论证，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并没有一种逻辑上一致的分析，可以说是各种分析的杂烩。对于自由市场本质的理解，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就持有不同的论证思路和观点。前者的论证基于均衡的概念，而后者的论证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至于这类经济学家基于“一致同意”对有限政府的论证，以及对基于纯粹个人主义社会观的所谓“道德秩序”的追求，却充满乌托邦的色彩。他们以“消极自由”的名义为自由市场提供辩护时，不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与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自由和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与欧美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趋势发生对抗。

所有制不可能是“中性”的，“所有制中性论”否定所有制的内涵和特征、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所有制中性论”的依据和目的是不正确的，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和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不是企业所有制的划分和区别对待;平等竞争是必要的，但是从“竞争中性原则”得不出“所有制中性论”，两者都不是市场经济规律。“所有制中立”同样是不准确科学的模糊概念。

陈云同志在解放区，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三大时期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崛起的理论贡献，绝不亚于凯恩斯对西方的贡献。随着中国经验纳入世界主流，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陈云这样主导中国经济数十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经济思想对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史，必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和实践，不能继续被压制在“政策、思想与案例”层面。中国经济学，包括其表达方式，都应成为国际经济理论体系和历史经验的一部分。陈云经济思想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韩国财阀结构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所有权结构。财阀掌门人和家族成员拥有财阀集团极少的股份，却试图世世代代掌握企业控制权。SK集团掌门人和家族成员持股0.5%，现代掌门人及其家族成员在现代重工业集团的股份占比为1.2%，三星集团掌门人和家族成员持股1.3%。

长期以来，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始终没有得到足够客观的评价。尽管苏联经济发展走过不少弯路，但其辉煌成就无可置疑；尽管计划经济缺乏激励和创新，人民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保障了国家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二战结束后，苏联曾多次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却长期受到冷战的牵制，以至于屡次错失改革良机。后来经济严重停滞，社会矛盾尖锐，苏联不得不下决心进行大力度改革。但是，经济上的困境被一些思想已经“西化”的政治家利用,他们急于推行私有化，从而使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事实上，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不完全在计划或市场，而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这是一个惨痛教训，值得当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引以为鉴。

我们的理论工作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澄清理论是非，才能有理论创新。需要有大批真学真懂真用的经济学人才。宋涛同志曾对我们讲，要培养经济学的梅兰芳。可惜我们这一代没有出梅兰芳，寄希望于下一代。他们中要有真正大师级的梅兰芳，成为世界着名经济学家，他们的话语权能走向世界，其着作在全世界有影响力。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着作在全世界都有影响，我们中国哪一个经济学家出的教材在全世界翻译过？所以寄希望于我们经济学院将来能培养这样的经济学大家，寄希望于我们的后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概括和提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核心特征及本质规律，应聚焦经济关系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和虚拟化转变，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市场化和分享化转变，交换关系的扩大化、网状化和数字化转变，消费关系的层次化、差异化和共享化转变，推动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型经济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型经济关系，且近年来逐步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诸多新的特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这一现实演变，可以进一步得出其理论逻辑，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维度的有机交融作用推动着经济关系的横向演变，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的动态耦合作用推动着经济关系的纵向演变，“以人民为中心”则是其一以贯之的内在轴心。我国经济关系的改革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四环节”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运动”等理论的现实佐证，同时也是对这些理论与时俱进的拓展和中国化的创新。

自己动手做科学研究是要增强利用知识的工业能力。只有自己做研究，才能理解人家做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讲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本意，并不是说要拒绝学习国外科学知识。核心问题在于：在全球知识流动的条件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利用这种知识的能力。如果我们要讲能力，它必然是组织性的，它只能是内生的。我们自己不干就没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买也买不来的。这才是自主创新的核心问题。自主创新不等于自我封闭。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在东亚建立殖民地，而是在于它在国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的改革活动，这包括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这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性或主要的因素。下面就是对中日两国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制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简单比较。

1990年12月，红光锅炉集团公司被树立为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1991年6月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乡镇学团结，企业学红光”；2015年我们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确定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2018年1月2日，《黑龙江日报》又在头版头条长篇报道了我们发展村办企业的事迹。就像村民说的，“红光就像一盆火，围着火盆都暖和，人人加上一把柴，火盆越烧越红火”。

农村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多元化可言，如果想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只能选择发展集体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糊涂的。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标显能耐或其他动机，挖空心思地折腾出许多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在拿农业当儿戏，应该引起必要警惕！在农村的问题上，必须老老实实地走路，真想创新，就在如何尽早破解“三农”问题、更快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上用心思！学习好、领悟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三农”思想，是抓好农村工作的根本保证，全国人民期待农村集体经济在新时代有大的突破，大的发展！

股份制脱离了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就质变为按资分配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9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在“抓大放小”中“卖光、送光”中小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实施了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说，这是因为在实用主义思想方法之下，受新自由主义诱导，所导致的传统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此消彼涨，是一种阶段性的矛盾形式。那么，尊重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借鉴大型跨国公司华为“劳动收益优先于资本”的原则，成为实质上转化劳资矛盾的新阶段。处在中国企业金字塔中下层，占据数量主体的中小企业，通过学习华为以及美国中小企业员工持股的经验，才能坚定地走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道路，这是中国当下各种所有制企业应对即将进入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劳动阶级的先锋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一再爆发，且一次比一次强烈。在危机面前，西方民主政府的应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导致政府关门，而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和街头政治也使得政府难以招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民主已死？》文章中指出，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尽管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无法兑现这些价值。《经济学人》于2014年3月发表了《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承认“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可能开始出现了逆转”。西方国家学者指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实现民主的基础，民主如果不能促进和平、稳定和发展，那就是骗人的幌子。

吴先生说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就是要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完全退出资源配置过程，把公有制经济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或基础”斩草除根，彻底私有化！

从“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被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警示：在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私有经济成分蚕食国有经济成分的危险，而用损害商标权品牌价值等国有的无形资产为代价，来为私有经济成分增值，就是其中的一种办法。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早晚有一天要由姓“公”变成姓“私”。

今天，欠发达国家所出口的大部分重要原料都控制在垄断者的手中。或者是几家公司直接占有有关的生产资源，或者是分散在各个生产国中的生产集中在几个实力很强的外国进口商手中或者集中在当地批发贸易商手中，而当地批发贸易一般也很集中。总之，几个垄断者支配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垄断因素都起着同样的作用：有利于先进的生产国，不利于欠发达国家。垄断能够使价值由穷国向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转移，它促使穷国的工资停滞。垄断者使这种局面一成不变。一系列不利于积累的恶性循环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