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经济继续患资本主义的“阿克琉斯之踵”(致命弱点之意)：超积累。收入和财富的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地方病”，因为资本家阶级拥有生产财富的资料，因此以利润的形式占有社会集体生产的财富的最大份额。如果资本家不能出售(或抛售)他们的种植园、工厂和办事处的产品，就不能获得利润。这种分化如果不受控制，结果就是危机—停顿、衰退、下降和社会动乱。

本文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出发点,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与早期资本主义形式的差别。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当前的系统性危机以及对危机作出的可能回应,阐释了当代帝国主义的变革和消极影响。最后,作者对超越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文明的更高阶段的可能步骤进行了探讨。

并不是英国给人类带来了资本主义，而是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不在英国发生，也会在法国发生，资本主义不在英国率先出现，也会在法国出现。还有个看法，英国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带去了现代文明，这种看法在今天仍然很有市场。其实不然。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从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掠夺的更多，而不是带去的更多。而且，正是因为因为列强的长期殖民和掠夺，而不是正常的、和平的文明交流，才使广大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陷入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严重落后的状态，停滞不前。

数据很快将成为21世纪的“石油能源”——它将成为对整个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源，而最为激烈的竞争就是围绕谁控制数据进行。平台，作为两个或更多群体互动的空间，事实上将成为数据的“钻井”。平台上的每一次互动将成为另一个被捕获的信息点，并且被输入某个算法。在这个层面上，平台是建构以数据为中心的经济的唯一商业模式。

资本主义体系在生态维度上的内爆作为一种客观现实性,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警觉,迫使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维度内的改革。恩格斯曾经分析过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改革,他说:“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阿里不是在表达同情，而是在输出指责：你穷你有罪。于是网上数以万计的人争着认有钱人做“爸爸”做“老公”。总之，贫穷正在成为一种无法原谅的缺陷。他们信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认为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所以你穷你活该，你被嘲笑你活该，你要不爽那就是玻璃心。

如今统治世界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对抗这种统治力量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的可能性是什么?我们的另类选择在哪里?——在讲座的最后，戴锦华提出了这样几个追问。在今天这样一个危机关头，倘若我们立志思考如何不让资本主义的危机演变为人类的末日，那么，我们就必须在面对全球性的流行文化现象的时候，对它进行这样的分辨：它在什么意义上给我们一种游戏式的满足，给我们一种虚拟现实的身临其境，又在什么意义上蕴含着资源性的力量?

金融危机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潮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这些国家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寻求，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反霸权、反资本掠夺，反旧经济秩序的斗争，是当代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三大进步潮流。可以说，当前世界局势处于一个新的拐点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做得好，就会真正开辟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但如果做不好，就会错失社会主义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和千载难逢的时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我不反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但不能危及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社会会滑向金钱社会，资本主导的道德观念会取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成为新的主流。要防止社会受嫌贫爱富的思想观念支配，就要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

非洲已成为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侵略性的军事化政策实施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行的政策削弱了大多数国家后，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反恐进一步破坏非洲的稳定，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干预，希冀在战略上比挑战其霸权的后起帝国更具有优势，同时防止人民对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的抵抗。新的“争夺非洲”导致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和活动家认为，当前西方军事干预浪潮和非洲自然资源开发的加剧让人联想到殖民化。所以，很多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非洲国家和人民都没有足够的准备去抵抗这种新的西方帝国主义干涉浪潮，世界可能会见证非洲的再殖民化。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代表大资本的利益，运行效率低下，无力化解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面对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局面却无能为力。新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极端自由化，是经济停滞常态化的重要意识形态原因，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放弃新自由主义这样的教条主义思维，就难以从根本上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停滞困境。

西方的反恐给世界带来的结果是，暴恐全球化了，难民全球化了，大国争夺也越发激烈。可见，在“和平发展时期”，斗争也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冷战时期，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叫嚣令人恐怖。如今，恐怖主义的存在令人不安。

本文通过探究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关系来讨论新帝国主义的特征。经济力量拥有使自身与直接的政治强制相分离的特殊能力，这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分离使得诉求无限扩张的资本能够超出领土控制的范围，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维护霸权，以区别于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构建的”所有权。同时，资本主义的剥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服务于全球资本的政治结构不是全球国家而是诸领土国家的全球体系。统一的全球政治权力的缺乏引起了诸领土国家的军事主义，并导致了无限战争和特殊的军事逻辑。在此背景下，基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对抗性斗争比跨国斗争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不同看法，构成了作者与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区别。

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不过是国际架构中的一种语义形态，在最核心的社会运转行政官僚体系中，没有什么职务活动程序化的根本差异。资本财阀集团大佬们要改变眼下民意掌控不力情况，需要“借力打力”。粗略看来，近期目的是要降低现有僵化精英的社会作用，促使其按照最初的预定的路径去适应和改变社会；如果不知道悔悟和改正，远期目标毫无疑问是践踏他们的人格、打倒他们的形象，重新扶持另一批国家管理团队。

国内外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往往以为一旦按照理论定义认定了中国是资本主义，这就完事大吉，就能毫无政治负担地反之可也，其结果却是往往堕入“反本地资本的初衷/名目，变成维护整体资本主义的实践”的陷阱。这种倾向以港台左翼尤其明显，以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来正当化雨伞和太阳花两场“在地运动”，实际上就是跟在颜色革命加大乡里沙文主义的后面摇旗呐喊，不管有意无意就是为世界范围的工人贵族利益甚至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张目。而这两个运动获得了东亚地区以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路左翼的广泛支持、声援，在内地/大陆左翼圈中也不乏同情声音，都是与这种倾向很有关系。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贫富悬殊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民粹主义会越来越有社会土壤。由于民粹主义突出地表现为要求结果平等，这就产生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即：贫富悬殊必然扩大的经济趋 势与民意要求缩小贫富悬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