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系统地提出了以同情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论，高度评价同情心对于人类伦理的巨大意义。但是,在他生活的18世纪，至少有1/3的英国劳动者生活十分贫困、痛苦和绝望,而他对此却十分冷漠，不但没有丝毫同情，甚至反而认为富人没有救济贫困者的义务，主张用市场取代政府对贫民的救助。亚当·斯密一面大讲同情,另一面却对劳动者的苦难毫无同情,其根本原因是作为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家，他对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信心和信仰，因而他是站在统治者阶级的立场上谈同情理论的，是与人民对立的，这样一种脱离人民的理论不能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指导理论。

在美国创办基金会的“慈善家”们并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多么“大公无私”。对大资本家来说，建立基金会不仅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与财富转移的好处，而且通过基金会的资金运作还可以获得巨大的资本收益。同时，通过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结合，也可以扩大大资本家自身影响力，增强其盈利能力，并协助美国政治外交和文化价值观在全球不断扩展。

欧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之失足够让世界各国引以为戒，所以回顾以上问题，可以使大家明确，正确的经济政策需要发挥作用，引导有形资本的形成以及生产线上的可见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或者将财产从公共领域中剥离的方式来增加国家的财富。

发展到终极的资本主义，就不再是生产和消费，而是金融赌博。在大部分资本家看来，“创新”“研发”不过是继续圈钱的买卖而已，且看这两年资本的动向，都是冲着什么“新物种”去的，不管有没有用，先捧上市圈钱再说。真正在做研发的，也就那么几家。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越来越多的资本家会变得焦虑、贪婪、越来越倾向于赚快钱，他们甚至懒得生产商品，懒得提供服务，更希望直接投资赚钱，更多时候，就是把钱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乘机割一把韭菜。

如果是真心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获得发展，富国需要像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样接受非对称的保护主义，它们应该承认发展中国家比它们需要更多的保护。世界贸易体系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允许它们更自由地使用幼稚产业保护的工具——比如关税保护、补贴及外资管制。目前，该体系允许保护和补贴存在于发达国家所需要的领域。但是，它应该是相反的——更应该允许保护和补贴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更为需要的领域。

我认为现在的全球化本质是金融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与全球化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同的，对国家的性质有深刻的冲击：国家保持国家—民族被迫接受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的需求（相反的事情是相关国家会有资本外逃，发生金融危机）。甚至如果在商品的流动中存在保护主义，这本身不可能改变全球化了的金融霸权这个事实。

美国贸易战暴露了自身经济的惊人脆弱性，原因是金融资本主义对实体经济有致命危害，导致美国经济从二战后繁荣滑向非正常急剧衰败。

资本主义正在失宠。写这些话很奇怪，在柏林墙倒塌近30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警告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之父是正确的，一旦增长枯竭，就只能通过挤压劳动者工资来获得利润，资本主义就会自我毁灭。随着工人崛起，社会主义将找到立足点。他们相信，这个时刻已经到来。

澄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误解，不能根据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到50%以下、贫富差距过大而断定中国经济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明确中国经济改革不是要抛弃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弄清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纠偏为主，重点纠正超越阶段的偏差失误，发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第二阶段以完善为主，重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来的改革应继续发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有效克服其消极作用。

杰迪厄亚•普尔批判民主运动主要思想家对美国政治危机的各种分析中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他们没有人质问美国七十年代通货膨胀危机之后出现的以弱小工会、企业集中、低增长与高度不平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是否“与民主相容”。普尔认为是不相容的。而且他是对的。想象一下美国99.9%的公民每周必须工作70个小时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不至于让家人流落街头。想象一下那些公民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时间安排，所以要一次又一次地协商时间来照看小孩。所有这些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了解最新时事、加入社区组织、参加市政厅会议或是在大选中投出神圣的一票。你认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与民主相容吗？

货币不仅是物，也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以金银是世界货币为基础，简化了国家的作用和世界货币的形式演化。随着主权货币资本跨越国境、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金银逐渐被不可兑换纸币取代，世界货币体系表现出新的特点。在揭示资本主义世界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时，马克思的世界货币理论需要进一步的拓展。从国际经济史和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化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货币所体现的应是信用关系、权力关系、剥削关系的复杂耦合。在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外汇持有国，深受美元的牵制和压迫，需要积极主动应对。

制度自信来自于制度优势。没有制度优势就没有制度自信。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框架内，发展公有制经济，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形成国有企业管理的制度优势，打造出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秘密武器，并为深陷困境的全球资本主义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建立“全民所有，两权分离；政府监管，法人经营”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组建“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秘密武器。

法国，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矛盾与斗争集中反映的地方。此番法国的“黄背心”抗议运动，所以会有如此大的“暴乱”性，说白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被压迫人民群众对现实社会——资本主义制度愤懑怨气的一种宣泄。

晏智杰教授闭眼不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危机，闭眼不看帝国主义通过发动对海湾国家的战争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闭眼不看美国通过以武力相威胁或通过挑起国际和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办法向这些国家推销武器弹药等物品，闭眼不看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和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剪世界劳动人民的“羊毛”，闭眼不看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的理论发展，而津津乐道地以所谓的资本主义“巨大发展和成就”，以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来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辩护，这确实是一个基本世界观、基本方法论和根本的阶级立场问题。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制度不是可持续的。在南方以及在中国引起很多抵抗。这种全球化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人民造成巨大的问题。因此，这种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制度不可持续，它瞄向法西斯主义，将其作为对它日益增加的软弱性的回答。正是因为这一切法西斯主义在西方重新出现。西方向我们的国家出口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用伊斯兰的名义，这是地方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天我们在印度看到印度右派的反应。这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类型。印度曾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印度是一个多数人实践印度教的国家，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同样是接受它的。在印度现在的制度是一种半法西斯主义或者说温和的法西斯主义。

每个现代国家都要面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垄断，住房、城市等社会问题。1949年所确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其实跳开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必经的历程，是一个农业国家对工业化之后美好社会的想象。社会主义不是理想，它既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决断，也是宪法教义，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性的反面和制约。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走了欧洲美国两三百年的路，短短的四十年将一切都压缩在一起，我们既来不及反应，更不可能有所反思。如果说，当下中国也需要来一场进步主义运动——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促进社会正义，1949年以来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宪法和民主传统，是最直接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