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只干掉200个鬼子”（其实日军战损千人）的平型关伏击战，日军官方战史虽然认为中共是夸大战果，但至少也留下了“部队受到极大损失”“日军损失惨重”这样的记录。现在“石牌大捷”居然只落得一句是否发生在石牌都不确定的“攻击很不顺利”，岂非连“只干掉200个鬼子”的平型关伏击战都不如？

双爷的评判是，樊舵爷此博客，与所谓“最后一位八百壮士杨耀辉”的八卦忽悠一样，应属追名逐利的商业炒作，连史家言都算不上！酱油众们也不必太在意，批评也不用太用力——比如上狠高的纲。舵爷跟风炒作的这个毛病，改起来需要假以时日，多碰点钉子，才会有所收敛。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1940年1月，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命部队主力北上，自己带领一支小部队东进。到了最后，他身边仅有7名战士，4名负伤，在零下40度严寒中，没有一粒粮食，仅仅依靠树皮棉絮和雪水充饥，但是他与600人的日伪军顽强作战，誓死不降。当伪牌长赵廷喜劝降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的说：“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2月23日，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被敌人包围,在山林中与敌人激战数日，受伤多处，后被敌人包围，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仍毫不畏惧，顽强抗击，击敌死伤20余人，壮烈殉国。

从某些地方对待陈诚、孙立人与刘青山、林彪的态度不难看出宣传谁不宣传谁歌颂谁不歌颂谁的关键不在于事实而只在于立场。样板戏《沙家浜》中沙奶奶经典唱段《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中有一句“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忠在哪里义在何方”？套用到当下的某些地方是否可以说一句“为什么专门歌颂国民党？你是非在哪里立场在何方”？强调孙立人战犯的身份并非为了否定孙立人在抗战中的功绩，一码归一码，无论是谁，打过鬼子就是好汉，杀过百姓就是混蛋，孙立人在头等战犯中排名38，更是混蛋中的混蛋，忽略其混蛋的部分，歌颂其好汉的部分，谁能告诉我，这么做如果不是立场问题的话，那还能是什么问题？

本文的材料基本来自三本书。一本是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是历史学家，在国军军校学习，听过蒋介石训话，抗战时当过国军军官。他以大历史考察历史细节，对国军生活有体验，对蒋介石尊敬，认为蒋和毛泽东一样有历史贡献。黄仁宇对蒋和国军持同情理解。他谈国军的问题，应该能够超越国军迷们所担心的“党派”偏见。另一本书是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白修德是美国记者，可以毫无顾忌。他是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黄仁宇认为，白修德把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很多问题归结为蒋介石个人道德，有失偏颇。但是，白修德书中描写的各种见闻，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当时历史的。黄仁宇书中一些事例，也来自白修德的这本书。还有一本是《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张发奎是国军名将，抗日时期是第四战区司令，这本书是在他晚年接受采访哥伦比亚研究人员的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各种史料基础上写作而成，其中对国军、着名将领、领袖都有直率评论，这些评论都用括号括起来，生前暂不发表。

就歼灭日军数量而言，国民党方面歼灭日军数量为802578，明显超过共产党。不过，共产党方面还歼灭了伪军118万，这些伪军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在这里就不详述了，大家都明白。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国共合作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出的贡献的评价，尽管有过偏差，但从来没有否认过。虽然正面战场的消极防御的“拖”，是建立在指望依赖外力的重要依据之上，但毕竟“拖”住了日军侵略的步伐，歼灭了大量的日军

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各种舆论设置与各阶层民众的救国自觉相互咬合、滚动壮大，在民族战争的烽火硝烟中，通过强劲的舆论宣传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精神上的坚忍和意志上的顽强，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这支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创造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抗战“功绩”。其中包括“投敌数超过杀敌数”“给伪军发饷”“虐死的壮丁数超过对日战死的士兵数”“一边开战，一边赔款”等等匪夷所思的“奇迹”，在整个世界军事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延安各界于8月30日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出席了大会。在9月10日野坂参三和森健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这些人回到日本后，几乎全部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了余生。

中国八年抗战的确有二个战场，一个是300余万国民党军队防御120多万日本侵略军进攻（全面抗战前期数据，后期中日双方都增加了兵力）的正面战场，结果是国军节节败退丢掉大半个中国；另一个是共产党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结果是由5万多军队发展到120多万抗日军民武装，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共从日寇占领中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以及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广大的国土，同时也保卫了躲到山城袖手旁观放冷枪的蒋委员长。抗战胜利后，远在西南深山的蒋介石下令日伪军不得向身边的中共敌后抗日部队缴械投降，并在美军的舰机帮助下，急慌慌地下山抢夺胜利果实，其反共强盗嘴脸暴露无疑，古今中外有这样的抗战领袖吗？真是荒谬之极。

中国政府、企业、家庭的“缺钱”，根子在于“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因为这个根子，导致人民币的发行必须“锚准”外汇，而“锚准”外汇，就意味着人民币的发行权给了外国资本，发行的钞票都给了外资企业和出口型企业。因为外汇只能靠引进外资和商品出口，所以，越是缺钱就越是要引进外资、出口导向。而越是引进外资、出口导向，中国对外汇的依赖就越深，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家庭就越缺钱。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把“缺钱”归因于中国各级政府的“借债”，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政府“借债”是“缺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日本那时虽然在军事上拥有雄厚的实力，但是在舆论上边却一败涂地，特别是知识界已经被中国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渗透成筛子了，即使是日本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难以彻底压制。可惜的是，中国这种强大的舆论话语力量对日本左翼的影响并没有一直保持到今天。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逐渐从文化的输出方变成了输入方，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左翼文化也不再热衷了。

王扶之对一营营长戴树德的表现尤为痛心：这个人打仗是勇敢的，也很有名气，在苏北时是二十四团首长的警卫员，曾经孤身一人进日伪据点，逮住伪军头子逼退所有的伪军放下武器。后来当了三连的干部又当了营长，表现一真不错。这回却在美国鬼子面前首次丧失了勇气，负伤下火线可以理解，但身为干部轻伤下火线可就不咋样了——要知道，大多数战士都是重伤不下火线啊?……

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共产党抗战问题上宣扬“共产党抗战时间短，抗战范围小”“共产党抗战动机不纯，躲在后方‘游而不击’，只顾抢地盘，以致坐大”“共产党投机取巧，净打小仗，不打大仗，歼灭敌人数量少”“共产党只宣传自己的抗战贡献，不宣传国民党的抗战贡献”等一系列贬低共产党抗战的言论。对此，我们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对这些言论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和批驳，才能澄清事实。

《北平以北》是一曲赞歌，书写的是青年学生同抗战军民、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典范。他们投身时代洪流，为民族担当、奉献、牺牲。国土沦陷，长城残破，他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他们中的很多人没能看到胜利的日子。而我们所以能在今天安心学习、工作，在闲暇时去幽燕的群山踏春赏秋，徜徉于祖国山河，正是因为我们曾经胜利，曾经有人战斗，有人把青春的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中国的先进性，在抗战结束5年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被再次确认，国民党的失败，则以1949年他们被逐出大陆而被最后证实！抗战叙述遮蔽中国先进性的后果，使中国处于一种“无法解释自己的胜利”的尴尬状态——你既然全面落后于日本，又怎么可能战胜日本呢?国内出现的感恩美国、感恩陈纳德的潮流，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