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解体的，其中经济学“西化”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500天纲领”，是指从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之内，彻底改变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而贯穿始终的有两个关键词，就是“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场域中，农民的这种组织化由于“社会主义”色彩非常明显，恰恰最不受资本待见，也不受主流经济学待见。这或许是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拒绝授予中国的原因之一吧？但中国的发展，显然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习总书记的说法，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由此才获得了较之印度、非洲更大的发展成就、减贫成就。

为劳动人民服务是他始终坚守的学术目标。现在，96岁的刘国光依旧坚守着信念，在经济学道路上不断探索。“研究经济学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刘国光表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经济学研究不仅要与时俱进、兼容并蓄，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一成功的崛起取决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世界上的许多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实质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连贯而独立自主的道路，而是遵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当代的全球化。历史地看，中国领导人深切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将对边缘国家造成生死攸关的挑战，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选择了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放眼全球，较之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真正崛起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人类历史的事件是整体性的。历史的整体性表明，对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基于某种想象，但这种想象必须是自相统贯的，能够将许多孤立而相关的证据联系起来。相应地，它要求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必须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够通览全局。但是，计量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却试图以各个分立的数据为基础，或者热衷于细枝末节的考据，这种局限于微观实证的研究往往会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误区。

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利益取向存在根本性不同，这也可以在其劳动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中得到经典的体现：劳动价值理论把社会利益看成是冲突的，并把价值的创造归功于工人的劳动投入；而效用价值理论把社会利益看成是和谐的，并依据供求来为现实的利益分配辩护。

长期以来，法国经济学界中推动经济学改革的进步力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无法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法国一统天下的被动局面。制度锁定已经阻碍经济学的进步。它给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警示是深刻的，中国经济学亟待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才可能有自主创新。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坐在自己书桌旁的椅子上，默默地与世长辞了。在他面前的书桌上，还放着他正在修改的《资本论》有关手稿。从他1843年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起，到他1883年逝世，经历了40年的坎坷岁月：因贫、病、累交加，使他只走完了65个春秋。他曾将他的生活处境比作“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并且讲为了写《资本论》，他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如：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行共同富裕;价值法则是伟大的学校等。在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探索和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探索的成果难免有其历史局限，其中的教训也需要反思和汲取。

以上三方面的研究综合在一起，大致就能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不是“知识考古”，而是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够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完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幸运，理应不遗余力投身其中，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应有的作用。

全世界的贸易顺差+逆差=0。所以，有顺差的就一定有逆差的，顺差=逆差。中国等很多国家都是顺差，而且顺差很大。美国当然就是逆差，逆差也很大。很多从美国留学来的洋博士就纳闷死了，为什么美国年年那么大的逆差，它还全世界最富呢？用他们学的B套经济学反过来覆过去就是搞不明白。美国捂着嘴偷偷地笑。当年的秦国也有两套治国理论，一套是自用的，一套是传给外国的。那时各国也都派精英到秦国学习，都以获得秦国学位为光荣。而秦国传给外国的就是近交远攻，用割地换和平等等第二套先进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结构经济学只是研究和强调经济结构问题、用结构理论解释一切的片面性。但是，经济发展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除了结构方面的发展战略选择、经济运行方面的市场和政府选择这两大关键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以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而且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运行机制或者说资源配置方式也是受基本经济制度制约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研究，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分析，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固有的弊病，不宜照搬。唯物史观的经济发展观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认识经济发展，高度重视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结构观，揭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标本兼治地纠正宏观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要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经此一役，中国的软硬实力必将迎来飞跃式增长，其他一切痛苦压抑都是实现涅盘道路上的局部和过程。怀疑论者可以拿近百年美国至高无上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说事儿，但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早就看惯了几百年一轮回的大国兴衰，正以十足的谦卑和耐心，准备迎接更加和谐包容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广泛流行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的说法，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唯一的科学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唯一的“现代经济学”，违反实际地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地域性或者国别性，实际上也否定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提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造成误导、市场经济是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万岁永恒论、中国应该与现代经济学接轨也是错误的主张。本文提出克服“现代经济学”观点的误导，必须纠正两种偏差，即片面强调国际化的偏差和轻思想、重技术甚至玩方法、技巧、模型的偏差。

2011年11月哈佛学生罢课事件具有深刻的学术和现实根源：它是2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反思运动的延续，也是经济危机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促发的结果。从学科特征上说，经济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应该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是方法导向的，热衷于在既定范式下进行抽象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因此，随着“黑板经济学”弊端的日益暴露，西方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就开始反思并寻求改变，从而经常爆发出类似的事件。但是，在作为现实问题更为凸显的当前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社会如火如荼的经济学反思浪潮，大多数经济学人却无动于衷。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学人深受功利主义和崇洋主义学风的双重束缚，而这种学风又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系列学术制度的支持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