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延安时期，今天我国新闻媒体工作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但媒体应有的党性、人民性仍需要坚持和加强。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如何增强党性，如何发扬人民性，如何把党的政策宣传好，使之深入群众并为群众所理解与拥护，如何保障最底层人民群众的呼声能发出、被听到，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此而言，回顾延安时期党领导新闻媒体的历史过程，挖掘其中有益的经验，不无积极意义。

当年，外国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们不惧艰险，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并报道延安；西方观察员和军方代表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积极肯定中共在延安的作为。他们收集的大量当事人的一手资料，不仅使得对红军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展示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那些红色领袖们出色、坚韧、敢于担当的领导群体形象，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两论》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了的科学论着,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教材。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很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着作。他在列举“需要反复精读”的毛泽东着作篇目时,首先列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他指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两篇代表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途中,《两论》依然是我们党赢得伟大胜利的法宝,必读的经典。

延安被誉为红色中国的精神家园。毛泽东在这里生活了十三个春秋，毛泽东思想在这里诞生和成熟，也许毛泽东正是哼着信天游的调子，写下了那些深刻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文章。其实，华夏民族的祖先们，也正是在这片黄色热土上生活、战斗、劳作、歌唱。华夏族的祖先十分接地气，传说中神农氏长着羊角，估计他既很善于养羊，又善于种地。也就是说谁是生产能手、劳动模范，让大家穿得更好，吃得更饱，当然也得能打仗，谁就当老大，就具有统治合法性。工农兵路线，简直就是华夏民族的悠久传统啊!

时至今日，各种类型的毒品，还在卷土重来。既有物质上的毒品，也有精神上的毒品。好在中国对近代史教训深刻，一直执行世界上最严厉的反毒法律，实在是国之大幸。至于那些喜欢作死的西方国家，甚至还搞毒品合法化的国家，坐等他们重演大清末年的历史吧。

延安的听觉环境和声音文化的产生，自然和艰苦的抗日战争密切相关，但一个更全面、也更有说明力的大背景，其实是在延安汇集成形，同时也在延安得到倡导的激情文化。

1937年1月，随着东北军主动撤出，红大跟随党中央一起进驻延安。1月19日，红大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对此国内党史研究者称为“抗大无一期，红大无二期”。由于红大/抗大的头两期，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毕业的。从整个教学计划来看，带有明显的速成色彩。但是因为学员大多数此前已经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经过短时间有针对性的培训，理论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抗战初期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又长期封锁、不断制造摩擦的艰难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讲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万千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赢得了国内国际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今天是“七一”，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5周年诞辰。这95年，是一部宏大的历史，但宏大的历史，往往通过一些细节，让人在回溯过程中，触摸到兴衰成败的秘密。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探索与实践，对我们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应当在历史经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创新发展现有的传播手段与理念，与时俱进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编造中共、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伪勾结卖国的政治谎言源于苏联。是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以及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这两本书分别于1973年、1974年在苏联出版，其时正值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而这两本书中所说的证据，几乎都是没有佐证的孤证，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诬陷与谎言。

在苏联有关中共、毛泽东的文卷档案中，在弗拉基米洛夫报告的文卷档案中根本没有对中共、毛泽东指责的内容。这说明1973年在苏联出版的《延安日记》中有关指责中共、毛泽东的部分是由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等人奉苏共中央反华需要而后加进去的，是伪造的。

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提出，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青年网【学习者】栏目今日推出独家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毓海解读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旧政权“兴浡亡忽”现象的谈话，向世人提供了不朽的历史警碑。中国历史上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置人民力量于反腐之外，无法打破周期律的支配。西方的“钱主政治”或无产阶级政权变质，都跳不出周期律。

延安民主之花为何没能结出“中国民主化”之果?这是赛尔登与纪保宁等西方学者颇感困惑并试图解开的难题。

在本文中，李效黎回忆了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的情景，这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共产党根据地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集中采访活动，也是中共对外宣传的一次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