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他们茁壮成长起来，然后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知识青年树立起一座爱国奋斗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代青年学习。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是片面而不完整的，要完整理解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全部内容，就必须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文本之中，既看到相关的理论阐释，也要关注毛泽东对于 8 个错误思想观念的分析与批判，并切实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延安文艺批评观的真正内容与涵义。

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始终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日常行动之上。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来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为党从各个方面思考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有利的政治条件。解决边区人民“财旺人不旺”的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后期，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其它方面的努力，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被极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以前相比较也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改善，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满意的。

全面来看，延安上演《日出》等“大戏”，是为了纠正早期演剧中的粗疏作风，意在通过搬演中外名剧，提高导演、演员和舞台等的整体水平，其成绩颇为显着。但从演大戏到“大戏热”，实践中却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一方面，“大戏”的比重过大，且上演的“大戏”大都以搬演为主，其内容无法真正切入现实；另一方面，话剧这一形式很难和大众发生普遍的关联。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演大戏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尤其随着1939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以及1941年“皖南事变”等外部危机的爆发，“大戏热”遭到了全面批判和清算，最后不得不走向终结。

认识和革新乡村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持续系统地探索。战争环境下的文化动员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文化建设的失衡问题，更难以实现革命文化扎根于乡土的目标。为应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力图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中国共产党与乡村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强知识群体与基层群众的联系，提高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文化的整合效能，推进新文化扎根于乡村社会。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要学习中国第一支自制步枪制造者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在设备不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自己动手、自己制造、自己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研制中国第一支自制步枪的刻苦精神、自立精神和创新精神——即延安“硅谷”创新精神，利用、使用、应用现在比抗日战争时期不知道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的科研、科技、科学条件，刻苦钻研、发奋工作、克服困难，为中国制造的优质、优良、优秀，为中国制造的创新发展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奋发图强。

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 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 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 在作家 “自我” 转变 “他者” 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 “非制度” 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成效显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为的“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主题；把长远理想与近期理想教育相结合，引导人们在实现近期理想的过程中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党的理想和民族理想相结合，释放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把社会理想的教育与个人理想的引导结合起来，实现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有机统一；理想信念教育要通过先进引领，力求把先进群体理想信念的培育建立在理性引导之上；注重理想人格的培育，夯实理想信念教育的道德基础：把理想教育与理想实践结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人们称延安是“圣地”，指的就是上面所列举谢觉哉日记中记述的那个时段。在那个非常时期，宣传新思想，实践新风尚的地区，面对中国旧有传统节日的春节，由仅放一天假，到大放一周假期；从看重工作，到张灯结彩，相互贺年……可以读出新与旧的交织、影响、顺应、开放种种状态。就在今天，这还是一个课题。

延安的百姓每一年春节都要向中央领导拜年，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表达他们对党和政府的真诚拥护。1943年春节，延安群众到枣园拜年，秧歌队高唱“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秀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1945年，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儿子一起来给中央领导拜年，送来三百多斤重的家养大肥猪，毛泽东笑着说：“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临别时，毛泽东将自己的钢笔送给了吴满有的儿子。1946年春节，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代表到王家坪拜年，将写有“人民救星”四个大字的金匾送给毛泽东，秧歌队的伞头唱出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对党和领袖的热爱溢于言表。

自两国建交以来，加拿大对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友善，哪怕是战后美国极度反共的那些年，白求恩成为二者交往的一个重要情感纽带，尤其在民间。加拿大奉行友华政策的其中一个考量是，二战后美国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加拿大是谁”成为许多加拿大人思考的问题。而与美国在外交上适度区分，是加拿大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独立性的重要途径，中国和加拿大也各自受益于彼此的善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个月发生的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的独立性似乎不复存在。

这种教育方法和原则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影响深刻，如1983年开始的整党，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使不少党员澄清了思想，端正了态度，改变了作风，取得了预期效果。“三讲”教育也是针对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展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来检查全体党员在“四风”上所存在的问题、不足，并提出整改措施，等等，都是对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浪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总体上还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纽约），中国就有希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党员个体形象的传播，也重视党员整体形象的传播。发挥典型形象的模范带头作用，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整体形象方面，红军到达延安之后，加大了党员形象建设的力度，通过大众传媒、群众大会和人际传播等渠道，向外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

好风气是领导带出来的。为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带头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带头纺线；为克服经济困难，林伯渠戴着断了一条腿的眼镜；为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华侨捐赠的汽车，毛泽东带头不坐，分给了老同志和其他单位用，宋庆龄给几位领导捎来的营养品，都发给了幼儿园；为厉行节约，支援抗战的着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团来延安访问，毛泽东就在窑洞里招待他吃饭，只花了几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