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究竟谁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创立者的争议再起波澜，媒体上两篇文章观点对垒分明。研究表明：毛泽东同志作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的湖南省委的中心、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对于组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指挥机构、兵员组织、军事行动、暴动日程等一系列要件以及全过程负有全权指挥的重大责任，是在暴动中第一次举起中国共产党旗帜、创建肩负秋收起义使命主力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主要领导人。

在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围困时刻存在的险恶环境下，中共仍然孜孜以求地在苏区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乃至细致到搞植树运动，这显示出其对于新中国建设的理念之先进、眼光之远大、为民族求解放的信念之坚定，其远非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军阀势力所能企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通过这几小段，让那些完全纯粹只在电影电视剧里了解历史的人看看真实的军队政治工作与冯小刚、都梁等表现的政治工作有怎样的不同，看看我军的政治工作是不是照着马列的书本念教条，看看我军的指导员说的做的是不是只管生活而与打仗毫不相干。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接近这样的目标，越是需要清理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以营造绿色健康的文化环境；越是需要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学习陈涌的榜样，担当起这样的庄严使命，纵万难不改其志，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代接一代地持续奋斗下去，这就是我们对陈涌的最好纪念。

建国伊始，在毛主席的战略大棋盘里，“共产党治理的新中国不受、或少受历史的周期率的支配”，竟是如此突出，如此重要！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不图自己享受，坚决要把菊香书屋的鲜花搬走，也就是自然而然了！毛主席深知，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永保青春，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关键的关键，就在各级领导。因之，他严于律已，从自己做起，以身垂范，给全党干部、全国人民“带个好头”。今年是建国70周年，全党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从毛主席坚决把菊香书屋的鲜花搬走，缅怀和学习毛主席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的革命精神，坚决要打破“历史周期率”怪圈的坚强意志，以及严于律已、以身垂范、给全党“带个好头”的优良作风，加强“自我革命”，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更好地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是很有益的。

这些年来，很多年轻人不只是被“欧风美雨”洗脑，而是被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洗脑。“娱乐几乎成了他们进影院的唯一目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有关于“历史真相”的电影上演，他们至少不会象排斥红色文化那样排斥。有次与几位20来岁的青年人聊天。有两点特别印象深刻。一点是，他们认为共产党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是由于“仇富”；另一点是一位“红三代”说的，他说，他长大后才知道抗日是国民党打的。特别是他去过一次台湾，亲眼见到了台湾社会的清廉。有一位还特别表现了他对“民国”的向往，他说在课堂上最喜欢听的是老师讲的“民国大师”。在这样的氛围下，红色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而其它色彩的影视作品就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再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文学作品，那就再明显不过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被捕入狱经历的革命者大有人在，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写作的条件。方志敏不仅身陷囹圄六个多月，耳闻目睹了监狱的血腥与残忍，而且争取到自由创作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具有强烈的写作欲望与激情，因此，方志敏成为着文披露国民党监狱黑暗的第一人。

近几十年来，在我国理论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断蔓延、迅速泛滥。他们的手法基本上一样：通过歪曲恩格斯晚年思想，认为其晚年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但实际上，恩格斯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反对的是带有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是一个普遍规律，恩格斯主张革命斗争应该有多种形式，但他始终坚持并强调暴力革命。

1948年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强制施行币制改革。四天后周恩来判断：国民党政府以“币制改革”为名强制发行金元券一事，这将导致一次更大的通货膨胀。同时指出：“这次蒋发行金圆券，是对人民的‘最大的欺骗，也是最大的掠夺’，要在宣传中给以‘最大揭露’。我们应把解放区的法币抛出去，换成银币和物资。”对国民党发行金圆券的目的及未来之命运做出了成功的预断，宛如未卜先知。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周恩来做出成功的判断是建立在掌握详尽资料，运用唯物辩证法之上的。

周恩来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员干部终身学习的榜样。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就需要扶贫干部扑下身子、放下架子、迈开步子、走出院子，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综合钻研贫困地区扶贫难点，寻找脱贫致富路径。

在艰辛的革命历程中，大浪淘沙，除了出现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之外，也出现过叛徒和逃兵。中央苏区红军参谋长龚楚，红十军军长孔荷宠先后叛变投敌。在血与火的环境中，这种淘汰率也是相当高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在党内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是他最终还是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尽管有各种叛徒和逃兵，而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经受住了如此艰苦的考验，把自己磨炼成一个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样一个战斗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其内部组织也不可能做到纯之又纯，也需要不断地大浪淘沙。也要不断清除侵入到组织内部的蛀虫和病毒。只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战斗下去，这样的清除内部污浊的过程永远都不会完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方面，没有局外人，任何人都不能当旁观者。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尤其要作好示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上为全党作表率。

自我革命让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新时代这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深刻自我革命，必将成为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又一次重要革命，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将直接有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助力实现伟大梦想。当根除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消除了四大危险，就能够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黄炎培的“窑洞之问”将最终得到圆满的回答。

爷爷从1924年入党到1935年就义，在参加革命的10多年中，他在闽浙赣苏区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从来都不搞特权。他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大灶，丝毫没有一点特殊。爷爷早期投身革命染上重病，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经常病倒在床榻上。然而，他一心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想到过自己，始终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爷爷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想从这位共产党大官身上搜出大洋和金条，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几件旧衣服和几双缝上底的线袜，“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爷爷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爷爷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家人、留给共产党人最宝贵的传家宝。

夏云松火速返回区里，将情报向曲区长和于队长作了汇报。他建议，自己带人化妆潜入戏台进行抓捕。但于队长认为“戏台下人多，郭三容易溜掉”，最好在其看完戏回家的路上“打他个埋伏”。曲初和进一步分析，“一般开戏是下午两点钟，到五点他往回走，天快黑了，正是打埋伏的好时候。就算盐滩据点的敌人听到枪声，天黑了也不敢出来，就是出来也不敢走远”。于队长告诉夏云松，“你们的任务，主要是活捉郭三；我带区中队去对付盐滩据点的敌人”。回到班里后，夏云松与副班长赵东商量如何完成任务。最终决定：赵东带两个小组埋伏在盐滩通往逍遥村那条大路西头的树林里，夏云松带一个小组埋伏在逍遥村东边大路的树林里。这样，当“郭胖子”看完戏往回走时，会先经过东边的那片树林。只要一看见这家伙，就以夏班长的枪声为信号，马上动手抓人；赵东则带人负责掩护。

我们党内外有少数西化精英和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集团已被消灭，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代表无产阶级扩展为代表全体公民，由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转折为强化社会治理，阶级斗争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强调革命从理论到实践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在“1·5”重要讲话中，纠正了那种认为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两个革命”的重要思想，即我们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革命，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自我革命。“两个革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他明确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他还强调，越是和平环境、太平盛世，越不能忘记革命，远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