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历经各种坎坷挫折，但愈挫愈奋、愈战愈勇。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信心，继续沿着革命先辈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发展壮大自己。只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新长征的胜利，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与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相比，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的技术手段和保障条件好多了，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根本目的并没有发生改变。新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加需要我们加强调查研究，作出科学决策。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继承弘扬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符合中国实际、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与行动，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1999年，党史出版社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和父亲在此前此后十多年发表的其他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父亲的文章，首先是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和他亲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除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和《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收录在本书中的《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等文，都是史料性极强又非常生动的回忆文章。特别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则是以事件亲历者的身份首次再现了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在重大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协助毛泽东主席做出重大战略决策，最终导致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的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刘少奇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强调我们今天所说的“四种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团结就是力量，核心才是保证。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实践表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一步一步向前，不断迈向辉煌。中国的领导核心，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理解。从宏观层面来说，是指中国共产党；从中观层面来说，是指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从微观层面来说，是指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是中央领导集体“一班人”的班长，既是领路人，又是带头人。因此，“核心意识”也是党建的核心问题。早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就多次在学习会议上明确而坚定地指出：一定要跟随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方向。今天，我们应该以刘少奇为榜样，牢记他的丰功伟绩，牢记他对我们党的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与时俱进地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这种思想、艺术的成功，充分表现出创作团队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充实的历史生活的积累和深厚的艺术功底。这在当前文艺队伍比较驳杂、创作思想比较混乱的文艺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把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推动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大繁荣，非常需要把这样的创作团队树为典型，深入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让他们在整个文艺界产生广泛的比照效应。什么是导向？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导向。

虽然日本投降时，中共在东北的基础远不如华北、华东(即使其后中共从华北、华东总共向东北派遣了10多万干部和军队，但留在华北或华东的干部和军队数量仍远多于去东北这10多万人)，但中共却是在东北率先实现完全解放，然后几十万东北野战军主力挥师支援关内。东北率先实现完全解放，其重要原因是基于雅尓塔协定的苏联出兵东北，为中共前出东北并存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实施雅尓塔协定制止了美军在东北的直接存在，减小中共在东北发展的阻力，延缓蒋军进入东北时间，使东北有较多大城市和工业在中共手中;中共在东北背靠苏联、朝鲜所获得的囯际主义援助。东北的这些有利条件，是关内所没有的。因此，雅尔塔协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前途的巨大帮助，是不容否定的。

习近平“两个伟大革命论”，包含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即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社会革命，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搞好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建设必须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两个伟大革命论”展现了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理论、历史和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使马克思主义“两个伟大革命论”得到了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呈现。

关于这次国共双方的这次南线大决战，如今早已见诸于祖国大陆的各种史籍典册，而且已经成为了各种影视作品的丰富素材。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不说，也为各路军迷提供了长期的热议话题，可谓经久而不衰！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见得最多的，还是胜利者方面的记录，以及进出过“共军”的“战犯管理所”、有被“洗脑”之嫌的前国民党军参战将领的回忆。如此，当然也就难免为前朝遗老，后辈“果粉”所垢病——他们都以“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由，顽强地对这些记录表达或表现出了忽视乃至无视之意。笔者这次就开一新局：用失败一方的“事后诸葛”之论，来这场战事作打总结。至于各位读者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就由各自见仁见智了。

中国也想学西方，可是毛主席说，西方人是先生，中国人是学生，但是先生总是欺负学生，根本不允许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中国国内还有盘踞着权力中心的封建势力，也不允许中国搞什么维新变法。于是谭嗣同等人被送到菜市口砍了头。这一条启蒙之路还是没有能够走得通。中国不是没有接受过启蒙教育，可是这样的启蒙教育最终却把中国逼上了绝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被逼上梁山。中国人民没有活路了，不上梁山还能怎么办?只有革命才能给中国带来活路，不革命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位认为中国是革命和救亡取代了启蒙，压倒了启蒙，因而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大遗憾的学者，他并不是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可是他为什么还是那么向往和憧憬所谓西方的启蒙。这进而到底是什么意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两强争霸、敌强我弱的基本战略态势，毛泽东总是慧眼独具、直击要害，以极富预见、极有魄力、极具创意的战争准备实践，有效达成了战胜对手、慑止强敌、固国强边的战略目标，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现在各个不同学科哲学工作者的哲学视野也在发生变化，变得越具客观性和包容性。但开展哲学对话不容易，因为哲学有不同类型。就主要之点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实践型哲学，是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生伦理型哲学，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是追求至善之学；西方哲学则是思辨智慧型哲学。类型不同，它们有各自的范畴和思维模式，以及不同的哲学兴奋点和生长点。如果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中西马哲学工作者没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认可的一些最基本的哲学共识，对话就很难展开。

1938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五一早，许兴凯突然通知各乡镇，抓紧时间，征集大批车辆到县政府内的仓房空院。深更半夜，老百姓都睡下了，突然集合队伍，带着警备队和车辆，打开南城门，说是要“阅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到县里最边缘，一般没人去的地方，检查工作。这话鬼才信呢，您来这么久，下去过一回吗？何况检查工作，为啥动静这么大，还不让地方人士知道，摆明是要弃职潜逃！您跑也就跑了，可为啥要带走公款和人枪？不说公款，人枪可是滑县人民保命用的。

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看着，想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100年前，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今天，广大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我们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回答好为什么当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什么当代青年必须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准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着力点，激励广大青年在各行各业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成才的特点和规律，引导广大青年把树立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统一起来，让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在儒学已经为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成为统治者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的这种极端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儒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势所趋，情绪偏激、说话过头，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

抗日军中，没见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已经出现的坦克完全有可能，在遇到坦克时因缺乏反坦克兵器和器材而束手无策也完全有可能，但没见过坦克不意味不知道坦克是什么，没有对付坦克的手段不意味就只能用刀砍和用手掰。只要在行伍间揩上几壶枪油，就绝不可能出现《我的团长我的团》中那样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