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党委要抓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地方各级党委要把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党的建设总体规划。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

总结20世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时候把国有企业、职工队伍牢牢抓在手上，社会主义国家就能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什么时候私有化浪潮抢占国家经济命脉主导权，放弃国企、不管队伍，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自毁长城、亡党亡国。

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其根本在于赋予职工权益组织硬性的行政权力，例如否决企业领导的决策这种行政权力，让职工权益组织的声音有份量，才能根除前面提到的那些国企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为了保证职工权益组织的负责人能真的代表广大普通职工的权益，其人选也应当由整个企业的职工尤其是业务部门的职工通过选举产生，防止企业领导任用亲信，名存实亡。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区局势日益紧张，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着全世界，党和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及时纠正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激发国企活力、发挥国企职工主动性、做大做强国企，让国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海神针，为党和国家、人民做出更大、更卓越的贡献！

求是网2015年7月21日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文章，分析“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力挺国企“， 文章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国企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公有制带来的，不能把国企妖魔化、意识形态化。增强制度自信，让国企浴火重生。

有人说，《江湖儿女》是爱情片，也有人说，这是一部讲述情义的电影，爱情只是它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更是一部讲述出路的电影，斌哥和巧巧用自己的全部努力，证明离开了国企世界就毫无出路。没有出路——这就是《江湖儿女》给观众的感觉。很可能这也是《江湖儿女》的价值所在，因为没有出路，就要寻找出路了！

加强企业民主管理是有据可循的，包括十九大和“中央有关文件”，所以这个讲话不是随便说说的。现在是新时代，民营企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任务，民营企业要主动转变观念。这算是对最近民营企业所处环境的概括，一句话：“风向和时代已经变了，企业要顺势而为。”已经有民营企业（传化集团）在企业民主管理方面探索了十几年，现在经验成熟了，是推广的时候了。所以，企业民主管理要深入推进，三个部门要相互配合。人社、全国工商联、工会都要主动作为。

所有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权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问题，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没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支撑，就没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方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全民所有制与公司制是两个论域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改”和“公司制”不等于取消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对国有经济来说，不控股企业，就没有实际支配权，支配权与所有权配套，才能保证实现符合所有者利益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作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宏观层面反映，具有高于国有企业个体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需要有一系列检验标准。

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相伴而生，由于我国长期缺乏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准确界定和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持错误认识，导致当前国企改革进程缓慢。新时期国有资产流失主要呈现出体制性流失规模大、腐败性流失占比高等特征，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就必须谨慎处理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国企内外监管中的国资流失问题，通过正确的价值导向，有序推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改革确实是必要的，但这个改革的路径和方向不应是一般性地引入外来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尝试：这种大而化之的混改只可能是浮于表面，当下中国国有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很低了，改变国有企业性质要极为慎重，至少不应再是鼓励的方向。真正有内在合理性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在于，探索建立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的完整机制，以有效激发参与者的觉悟，并且让被激发的觉悟有效地贯彻体现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只要国企退出，不接受国进私退。当一批私企效率和活力在裸泳时，这些学者不是反思私企自身的体制性问题，而是怪国企趁人之危了。北大教授姚洋认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国企应该手下留情”。

国有资产流失一直都是国企改制中无法回避的大问题，比方说长生生物从一个躺着赚钱的国有企业就这么三倒两倒变成了私人的提款机，这样的国企改制怎能让老百姓服气？不过，在姚洋先生看来，民众之所以会质疑国有资产流失主要还是“思路不够宽阔”，因为即便国有资产流失到了“民营企业家手里”也还是在中国。

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并存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问题。从静态来说，我国出现的一切经济现象，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不抓住两种因素并存及其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从动态来说，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两种因素并存及其斗争，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存在朝哪儿走的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两种因素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也许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存在着。我们不能回避这种矛盾和斗争，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应该正面阐述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从中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结论。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扶持民营（私营）经济发展，民营（私营）企业的户数、资产和营业收入总量都已超过国有企业，在活跃市场、吸纳就业、科技创新和振兴民族经济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说明，我们党“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容否定。

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就是要既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两种经济成分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都在发展经济、满足人们多样化需要方面做出各自的贡献，使得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