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富有，但他们的富有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殖民掠夺、战争红利得来的，在拥有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把全世界当作屠宰场、垃圾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才有了他们的第一桶金，这才有了他们的积累优势。富人思维，就是掠夺者思维，而掠夺，来自于一切的不对称，从武力、智力、财力.....到权力。富人思维，就是把除了自己之外的人，都当作可以牺牲、可以掠夺的肥羊！当年有很多“张明杰”，在国企改制、股权改制的过程中，轻松把公有的资产套出来，成立新的私营企业，利用政策、权力、信息差，大肆抄底、侵吞社会优质资产，甩掉国企工人这些“历史的包袱”，一跃成为“改革的先行者”。从厂长、主任、书记，变成董事长、企业主。

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属于经典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过剩型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原理，马克思早就说清楚了：“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同时，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虚拟-赌博经济阶段，中国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在这种环境下既有机会又有新的危机。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真正关乎中国的前途。面对各界就国企改革路径、方向引发的争论，卢荻老师简要从三个核心点做出正本清源的梳理：首先，在各项指标显示中，有关国企较于非国企的“低效论”或“国企负累”论的判断，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发生转变；其次，单从市场标准出发，人们往往忽略了国企在接受国家政策扶持过程中，所同时承担的大量社会责任；最后，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金融投机化情况，使得新世纪来朝向“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的发展势头受到干扰和削弱。而这种以某种抽象的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模式为前设的理念，正与中国社会对国企的社会发展追求、以至于长远上的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相悖。

从马克思企业理论视阈看，国有企业本质是对劳动合约特殊类型的特别历史利用，是对特殊历史劳动过程的特别运用。因此，可以运用“生产方式-劳动合约”这一劳动过程总体分析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整体的历史演化-博弈结构剖析。根植于官民经济的统合斗争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分化、分立和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中国国有企业历史发展形成内在模式——5种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历史截面——作为农业社会的经济变迁和发展——大体就是由这些模式的转换与衔接所“谱写”的。这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分析需要从“资本主义至上”模式中根本挣脱出来，从而对于指导当下国企改革与发展富有深远意义，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经济学面向现代的发展和应用化也不无启迪。

只要中国还存在全球贸易的需求，就离不开高盛，也离不开全球跨国资本。这是难以改变的现实。既然客观上离不开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那么就需要在主观上提高警惕，需要高度警惕跨国资本的凶残手段。中国国内存在一大批洋奴，喜欢鼓吹西方文明传承强大优秀、天生贵胄。其实这只是弱者面对强者无奈的想象。号称野蛮好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对罗马统治的强者时只能乖乖的当奴隶。面对西征的蒙古人时毫无抵抗之力。从骨子里说，应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掠夺传统，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对抗与征服。中华民族要想走到世界之巅，必须重拾尚武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尽快改善精神基因，培养强大自信的民族精神。

制度自信来自于制度优势。没有制度优势就没有制度自信。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框架内，发展公有制经济，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形成国有企业管理的制度优势，打造出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秘密武器，并为深陷困境的全球资本主义指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建立“全民所有，两权分离；政府监管，法人经营”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组建“合格的产业管理公司”，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秘密武器。

石炼化总经理叶晓东说，长期亏损虽然有油品市场开放、地方炼厂迅猛发展等外部客观因素，但更主要是内因，就像股市有牛、熊，操作得当就能确保牛市能挣钱、熊市少赔钱，一家国企连续亏7年确实不应该。石炼化党委书记孙明荣说，这些问题可归结为政治缺钙、技术不硬、精神不振、拖沓萎靡，根子是对党和党的事业理想信念不坚定，党建与企业改革发展貌合神离甚至“两张皮”，党领导下的国企本该拥有的政治、组织优势和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国企搞不好，根源在缺少党的魂魄，没有魂就没有方向，没有魄就没有力量。

部分民企套现减持的实质是对抗习总书记民营经济座谈会讲话精神，充分暴露私人资本的逐利本性和一部分不法企业主对抗中央精神的胆子之大。同时也说明，片面的运动式的不加区分的纾困民营经济的做法不可取，这实际上有可能会变成不法企业家阶级套取人民财富大发横财的机会。中央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在实践中一定要严防扭曲。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然而，改革是有风险的，改革是有可能犯错误的。国企比例降低恐怕就是这样一种错误。没有足够的国企比例，仅仅做强做优做大不足100个央企是不够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基于错误的立场（如有意无意地按照西方利益进行改革）和方法论（如有意无意地按照西方私有化经济理论）来操纵改革。在国企发展的问题上必须坚持这个观点。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上最流行的说法之一是“国进民退”，意思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从国企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量，还是利润总额看，中国并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的现象。国企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伟大经济成就里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一点恰好是长期被国内外学术界所严重忽略的。放弃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伟大作用也恰好是东欧、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国家80年代以后经济改革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

许多私营“乞业家”“砖家”对外资从来没有怨言，却专门攻击国有企业，就说明了某些私营资本的软弱性和买办性的本质，而且某些私企还与外资互相勾结，而某些地方政府在这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以至于真正从事自主创新的民族企业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例如，芯片行业就是因为合资引进外资，自主芯片基本上得不到资助，资助的都是没有自主创新的合资企业(买办企业)，比如某些芯片企业，以至于中国自主的芯片发展不起来，比如当前龙芯就受到某些买办芯片企业的挤压。实际上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是互相支持的，它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矛盾，这次许多私营经济遇到困难，国企出手相救就是证明，而一些“乞业家”“砖家”却忘恩负义对国有经济大肆攻击，其实他们的目的是想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瓜分国有制资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92年，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从西方经济高参那里，引进“休克疗法”，进行了一场激进的经济改革，希望借此跨入市场经济轨道，跻身西方发达国家之列。休克疗法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私有化、放开外资投资、价格市场化三大策略，这其中,国有资产私有化是最关键的一步。结果，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整个经济基本崩溃，至今仍未缓过来。

如果中国的国企“很糟糕”，那么特朗普还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崛起吗？如果中国的国企“没效率”，那么特朗普还害怕什么呢？如果中国的国企“很差劲”，就是狗屎一堆，那么美国高兴还来不及呢，干嘛非要跟中国的“崛起”过不去呢？

我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放着“私营经济”这个含义明晰的概念不用，偏偏要从日本、台湾那里搬来“民营经济”这个内涵含混不清的概念来呢？想来，有两种想法。一是嫌“私”字不好听，换个好听的词儿。这尽管是不妥的，倒也无伤大雅，关系不大。二是故意制造国家与人民的对立，仿佛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人民的，国有经济不是人民的，私营经济才是人民的。那位鼓吹“新三民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抱有这样的意图。这就有点居心叵测了。

谨防某些“权钱结合体”，两面三刀，表面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鸣锣开道，“普世价值”，义正词严，不遗余力地排斥国企，但幌子和普世价值背后真的落脚点，却是为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输送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利益，美利坚第一。吴敬琏不断篡改中共中央国企改革的重要决策，伪造中共中央之名义要求“实现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和“国退民进”，从客观效果和逻辑上看，都是在为这种特殊利益输送、提供思想和舆论服务。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扶持民营（私营）经济发展，民营（私营）企业的户数、资产和营业收入总量都已超过国有企业，在活跃市场、吸纳就业、科技创新和振兴民族经济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说明，我们党“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容否定。但是这些年来，某些新自由主义者和媒体为了给“私有化”造势唬人，胡编乱造、以讹传讹，形成了一种舆论假象，好像民营（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国家财政税收主要是靠民营（私营）企业提供，这就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