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经济战中，只要我们中国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灵活的战术，照样可以逐步实现双方力量的彼消我长，使美国由强变弱，使中国由弱变强。这里的关键是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党我军都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最后都实现了双方力量的彼消我长，从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能否在中美经济战中取胜，关键是要制定和采取正确的战略。

新结构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结构经济学只是研究和强调经济结构问题、用结构理论解释一切的片面性。但是，经济发展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除了结构方面的发展战略选择、经济运行方面的市场和政府选择这两大关键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以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而且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运行机制或者说资源配置方式也是受基本经济制度制约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研究，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分析，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研究。

《监视资本主义时代》成功描绘出硅谷权力日益增长的黑暗图景，但最终未能成功进行政治分析。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控制是为谁服务、以谁为代价的？朱伯夫给出最为宏大的解释：她认为硅谷正被一种激进的工具主义意识形态所束缚，这种意识形态旨在用大规模社交工程取代自由个人主义。但我们不需要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新政治理论来解释发生了什么；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它已经非常清晰。公司不会为了追求斯金纳或彭特兰设计的乌托邦而追求控制权。他们的目标要简单得多：首先，通过定向广告获得利润，其次，提升获取的直接经济政治利益。监视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在于监控，还在于资本主义本身。

美国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管辖区内的所有公私财产，给了新中国处理美国在华资本的正当理由。要知道，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并没有给新中国留下什么经济遗产，在美国的资产也是寥寥无几，对于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来说，更是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相反，美国在新中国的资产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在中国的地位极为重要。美国发动的这场没收对方资产的运动，结果就是自己吃了哑巴亏，彻底丧失了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没收的不仅是美国企业中的资产，原本长期受美国控制的基督教会以及大量的教育机构也全部被接管，断绝了同美国的联系。这一切为新中国摆脱长期盛行的亲美崇美思想奠定了基础。

当年，日本一直在妥协，没有做任何反抗，为了配合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本主动限制出口，奖励进口，减少进口的种类，降低关税税率，简化通关手续。日本还对美国加大开放彩电和汽车等重要市场，签署牛肉、橙子贸易自由化协定，放宽流通领域限制······1986年，美日双方签订了里程碑性质的芯片产业协定，日本不但同意不在美国市场倾销芯片，而且还为美国的半导体产口在日本市场销售设定了20%的市场份额。这是历史的分界线，日本半导体产业就此阵亡。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打个平手的中国人不一样，当美国要同中国打贸易战时，中国并不会忍气吞声。这就是一个非主权国家，跟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区别。

白宫最近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承认，“中国对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关键材料（稀土资源）供应构成重大且不断提升的风险。”中国是世界稀土储量和产量大国。美国很多高科技电子产品所需的稀土严重依赖进口，中国是出口美国稀土最多的国家。因此有学者称，对抗并打赢中美贸易战，中国手中握有三张牌：美债、稀土、在华美国企业。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中国依托特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创造了符合国情和社会事业规律、具有独创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着眼于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把社会保障嵌入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较高的福利性和公益性，和群众工作相结合，并采取符合国情的本土化路径。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有效保障了新中国的经济起飞，而且大幅度提高了人力资源水平，增进了社会团结，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有益历史经验也值得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

显而易见，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入中国，也就不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您说这种思想的作用大不大？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日两国，资本主义因素非常微弱，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由下级武士知识阶层在天皇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带妥协性质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并在具体的经济体制上实施前述深刻的变革，日本也是不会逃脱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命运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英国着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才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思想是历史事件的内在方面，强调思想过程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意义，如果没有理解其思想及其过程，人们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我认为，满清政府甲午惨败最终根源在于其改革与开放观，非常好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国家领导集团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说明了思想（知识）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稀土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数据说中国稀土储量为4400万吨，仅占全球储量的36.7%。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未来还将是制造大国，需要从长远战略上思考稀土开采问题，避免在低价的时候卖多了、高价时候需要再买回来。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国际关系中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中国的建设成就，尤其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确保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也为中国开拓出广阔的外交天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美苏争霸、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需求等因素，促成了中美两国的靠近。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10月，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

改革开放以来广泛流行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的说法，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唯一的科学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唯一的“现代经济学”，违反实际地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地域性或者国别性，实际上也否定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提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造成误导、市场经济是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万岁永恒论、中国应该与现代经济学接轨也是错误的主张。本文提出克服“现代经济学”观点的误导，必须纠正两种偏差，即片面强调国际化的偏差和轻思想、重技术甚至玩方法、技巧、模型的偏差。

兰德智库宣称，较为明智且有效的战术是将更多美军战略轰炸机部署到容易打击俄境内战略目标的海外基地，从而迫使俄罗斯增大相关反制手段方面的投入，同时美军轰炸机可部署在远离俄军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打击射程外的区域，因为这样受到俄军反击的风险也相对较低。

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不仅是作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提出来的，而且是对市场经济的整体性和制度性的超越。这种思想的依据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均衡，而是人的需要。因此这种思想是以人为本位的。从历史实践看，也从未实行过文本意义上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因此也谈不到对这种模式的历史否定。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不应忘记1949年开国领袖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所作的几个奠基性贡献。一是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并指挥了解放全国的大进军，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奠定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统一的国内环境；二是提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民当家作主，提出实行少数民族自治的制度，奠定了保障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三是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如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力避战争对城市的破坏、要求接收并管理好城市、提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的思想、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实现南北“三通”、部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

市场经济能否自动实现均衡的关键，在于供求失衡之后的经济波动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历史证明，市场经济走向“正反馈”的趋势，乃是资本主义的常态。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通过“暴力去产能”使得失衡的市场供求被强制性地恢复均衡。离开“暴力”和“强制”的经济危机来谈“市场均衡”，只能是“伪均衡”。晚近以来，虽然“市场均衡”理论已经为很多学者所证伪，但这些证伪工作大多并没有对“市场均衡”的基本逻辑提出反思。在本文中，笔者运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有购买力的消费不足”理论，对市场经济的“伪均衡”做出批判性的分析。最后，笔者进一步讨论了“矛盾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区别: 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对矛盾状态的定位不同，还在于二者的逻辑不同。换言之，“矛盾分析”是“辩证逻辑”的展开，而“均衡分析”则局限在“形式逻辑”里面兜圈子。

制造业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将加速空心化并进一步金融化，美国社会将会加速南欧化，这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可能会狗急跳墙，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发动战争，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统一祖国，阻止中国超越美国，让中国陷入他们计划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定力，加速产业升级，稳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要加快军工发展，尽快实现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平衡，阻止美国变成一条疯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