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遭受美国芯片禁售，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在价值链攀升过程中所受到的链主遏制，同时也暴露出产业协同创新中的脱耦，在上游产业和中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下游需求外向化导致上游产业创新拉力不足，而中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产业路径依赖更强化了这种拉力不足，在导致上游企业发展艰难的同时也加大了中下游企业的脆弱性。由于芯片这一短周期行业的技术变迁速度更快、生态链效应突出，产业涉及环节复杂，使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创新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结合芯片行业的复杂特征，从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高端产业保护这一基本主张出发，芯片行业的发展应集中资金，针对高端设计环节进行突破，强调国内产业协同，实现在短周期领域中的迂回创新。

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是19世纪指导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指导思想。从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政策的总体部署与分步实施情况看，可以发现两个“高度一致”：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的战略部署，与美国学派的核心理念高度一致；特朗普所实施的若干重大政策，与奥巴马当政时期完成的制造业复兴计划高度一致。这表明后危机时代的美国产业政策，出现了向美国学派全面回归的趋势，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美国产业政策的根本取向，对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国际环境带来深刻变化。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仅要在短期内做好政策应对，更要在战略高度做好充分准备。

马祖卡托的着作雄辩地说明，美国是一个在创新领域中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正是国家而非私人风险资本才是技术创新的真正开拓者，美国政府并非只是一个局限于纠正市场失灵的“有限政府”。在对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马祖卡托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出发，针对产业政策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纲领：首先，国家可以在生产和创新中发挥企业家、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企业家型国家”的重要作用。其次，国家可以像投资人那样，通过下注于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挑选赢家。最后，通过新的制度改革解决技术创新中“风险社会化而收益私人化”的机制失调问题，探索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体制。美国“企业家型国家”的真相再次证明了我们在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经济政策制定的格言：“按美国所做的去做而非按美国所说的去做”，但在我国，“企业家型国家”只有建立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致富新原则之上，才能取得成功。

关于货币政策的看法不能简单机械，而对于财政政策的看法同样不能片面偏激，关键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协同”。我们认为，任何站在本部门立场指责对方部门的做法，都是“发难部门过度膨胀，推卸或不负责任”的体现。如果大家都是从民之计，从国之计，就不该、也不会存在相互指责的问题。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实施着以生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其政策收益远远超过了成本。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美国公共政策的争论中，“自由市场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以交换为核心的思想成为美国占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由于将“产业政策”描述成为毒药，美国政府隐藏了其产业政策的实践，以至于连非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者都声称：美国没有产业政策，或者说有坏的产业政策。本文评述了美国的产业政策史，重点讨论了美国近二十年来所实施的“网络建设的产业政策”，最后论述了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可以从美国产业政策的真相中吸取哪些教训。

协调发展规律体现着市场经济的自发社会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社会性之间的有机耦合，不平衡的突进和调制平衡的协调相统一，可以发挥两者优越性的组合效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与政府如何协同，使两者优越性充分发挥以取得更佳效果，是一个需要经常探讨的重大课题。

产业政策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理解中国模式内在逻辑的角度。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足点、要为人类作出应有贡献的志向、党的领导的政治制度、计划与规划体制，以及协作攻关的机制，构成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些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而只是多了其实现形式的丰富性。

张维迎认为，中国等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不能称为奇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发生地在英国和美国；其理由是：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实际上，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自由贸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中断了对英贸易往来，北方资本才从航运业转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马上又受到抑制，这促使北方资本家呼吁保护政策，最终于亲英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爆发了内战，保护主义在内战之后则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

张维迎之所以从信息和激励两方面来否定产业政策，根本上还在于他将产业政策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

很大程度上，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就只是一个伪问题，何种产业政策有效才是真问题。一般地，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之所以成为必要，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之所以可行性则体现为特定制度安排能够保障特定措施可以缓和进而矫正市场失灵。很大程度上，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时下之争就主要源于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同认知。为此，这里首先从理论上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作一说明。

张维迎、林毅夫的论战形式上是公平辩论，在媒体报道和舆论传播效果上却很不平等。在整个过程中，媒体与自由派学者保持着高度默契，多数网民却赞同林毅夫。

在张维迎的核心论述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实际上，创新分为原创和追赶。对于原创，张维迎的观点很正确，这使得领先国家对产业的引导常常以失败告终。但对于追赶，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古今中外的例子都表明，产业政策对实现赶超必不可少。

美国和西方一直将我们当战略对手，不可能帮助我们实现产业升级。搞对西方依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我们应尽快从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转向进口替代型产业政策

从中国的四维竞争中胜出的经济主体，其竞争力就不是在西方三维竞争中胜出的企业能够比拟的。所以，西方的市场经济培育不出来义乌这样的小商品交易中心，培育不出来古镇镇这种上万个小微企业组成的专业镇。中国不仅培育出来了，而且只用了三十年就做到了这一点。同样，也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大型企业，包括华为、阿里这样的民营企业，就能够在多方面战胜国外竞争对手成为世界第一。

近日来，围绕产业政策的利弊，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维迎教授更是喊出了“废除一切形式产业政策”的口号，令朝野上下为之侧目。很多着名经济学者也参与到了这场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