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国有制的高昂代理成本和国有企业自身的“预算软约束”使其成为低效生产者，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企业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演化经济学家们在对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理论。该理论不仅为分析国有企业在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上所具有的优势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企业理论框架，同时也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启发意义。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在从事特定创新活动上相对于私人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对于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将国有企业培育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群众的实践是我们制定一切工作方案的基础和依据，只有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决不能说“领导是老大”，领导说了算，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国有企业里，也不能说“企业家是老大”，经理说了算。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新经济命脉。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现阶段少数几个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互联网大企业掌控了我国互联网经济的主要资源，并呈现出向寡头化发展的趋势。这种情况既不利于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基本安全。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坚强柱石，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领域的人民军队，必须积极提升互联网经济控制力，遏制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的倾向，尽快收回对于互联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从而保障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保障国家基本安全。这是国有企业肩负的时代责任，也是国有企业在新时代必须要打胜的伟大斗争。

在谈到国民经济所遇到的问题时，在谈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时，国内一些“西化派”经济学家最喜欢祭起这三大法宝，也可称为三板斧：一个是产权明晰，一个是资源配置，再一个是激励机制。这三板斧说了归齐，其实只关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搞私有化。“西化派”学者们在讨论国民经济问题的时候，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总是要把所谓激励机制拿出来说事，似乎这是真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了不得的大问题。其实，在其背后，不过是资本要瓜分劳动者血汗的不可告人的密会。

当前国企混改争论及推进困境的背后隐藏着应该坚持什么标准的问题。准确理解国企混改的科学规定、明确国企混改的根本标准是稳妥推进国企混改的重要前提。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改革进程中在标准问题上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当前推进国企混改应该明确坚持的根本标准。国企混改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国企生产力，具体来说，要有利于提高国企效率、有利于增强国企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国企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同时，还要坚决防止国企混改陷入私有化的误区，坚守国企混改的目标和底线。

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宣传，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而不应该有任何顾虑和犹豫。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理亏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不能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削弱国有经济势必导致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垮塌。当务之急是，务必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巩固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应该指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还应该反映社会主义的特点和要求。因此，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指出，在这“四句话”的前面还要加上三条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这三条原则的前提下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制度。对于“产权明晰”也应该作这样理解。离开三条原则抽象地讲“产权明晰”是不妥当的。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混合所有制的表述可以看出：第一，我们所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绝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为了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第二，我们所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绝不是要把其他所有制经济一网打尽、收归国有，而是为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有人认为，宣传《共产党宣言》，提倡发展公有制经济、加强对私营企业监管，会引起资本外逃。其实，本本分分做生意的人，没有谁会担心被“共产”，而那些把资产转移到或有意向转移到海外的人，也许是发现了更好的投资与生活环境，也许是担心自己的不义之财哪一天会被人民所追究，这都是正常现象;国内产能过剩，污染严重，走几个企业也不见得是坏事。所谓“被共产”，是资本主义思潮、右翼思维带来的误区。

自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一以贯之地反复强调，要“理直气壮”、“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他敏锐指出，“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十九大后，又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为此，我们选编了习总书记有关论述，以供领导和同志们学习遵循。

“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国资国企改革有机联系的两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总的是要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从二者联系看，国有资本本身是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体，其实物形态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是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国有企业来承载的;其价值形态是反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国有资金，也离不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国有企业来体现。没有国有企业这个基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本;没有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就不可能有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重视。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但是当前关于中国要不要国有企业、要不要坚持党管国企，不少人还有思想困惑。实际上，只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书本、不迷信西方，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党管国有企业，具有充分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着名经济学家”炮制了许多否定公有制、妖魔化国有经济的“理论”，诸如公有制没有效率，私有制才有效率，国有企业是垄断，阻碍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与民争利，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无法与市场经济相容，国有经济必须退出竞争性领域等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言论，充斥报章杂志，一时间，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被搞臭了。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私有化就变成有道理的了，似乎势在必行。对于这些由新自由主义引申出来的言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一一予以澄清。

把两极分化的根源归咎于国企员工的工资比私企员工高，这样的思维究竟是屁股问题，还是脑子本身的问题？用一个简单的问答题就可以检验：解决两极分化的措施，不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而是要把国企员工的工资降到与私企员工的工资一样低。请选择“是”或“不是”。请问：选择“是”就能解决两极分化吗?荒唐之极!由此看来，某些专家的脑袋，有时的确与屁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