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习书记对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1991年，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他当时饱含深情地作了一首《军民情·七律》：“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要传承红色基因，就要破立结合，一方面对文化艺术界的乱象进行批判，一方面开展各种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比如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而比较有效并且能够产生正面的潜移默化作用的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处理好弘扬主旋律的文艺多样化的关系，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的创作中处理好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用尽可能完美的表现形式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再现那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程，只有这样，才能产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本书就挑战了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的固有做法，将美国史纳入全球背景，清晰而深刻的指出，许多曾经被描绘为美国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商业精英独创的制度化创新，以及其他一些对于美国历史进程形成了长期影响的重要选择，其实都是全球框架下各种政治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以及之后的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并在随后展开领地竞争，这是美国开国以后扩张冲动的来源。殖民强国的领地竞争、贸易竞争，从来就是充斥着暴力和欺诈，并不存在一些美国学家所宣称的五月花号来客以后，美国人一开始就有平等共和性。

张麻子别无所求，求的只不过是这鹅城的公平，所有人的公平，黄四郎不重要，黄四郎的钱也不重要，没有黄四郎，对鹅城很重要。他改变了鹅城，不是为了自己，他让所有人都“不许跪”！而自己最后连张椅子都没得坐。

苦难的行军虽然艰苦，但是却帮助这个民族驱散百年屈辱的阴影，淬炼出民族的自信与尊严，兔子是可以站起来的！

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张扬英雄主义。功勋制度则是对英雄主义的有效激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否定杰出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人民军队反对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提倡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英雄能否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功勋制度，我军自红军时期起就已建立，用革命英雄主义取代个人英雄主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展成为表彰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但从方法和程序上看，一直是自上而下地由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根据搜集上来的情况评定，基层指战员在评功过程中是被动的。据姜思毅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立功运动，是由战斗在苏鲁皖地区的新四军基层指战员首创的。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各部队新战士增多，思想教育、技术战术训练以及巩固部队等问题都比较突出，特别是补充兵源中俘虏兵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虽然军事技术较好，但思想严重落后，改造教育他们常常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而战争年代能够提供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又极为有限，所以，各部队都在探索基层连队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王克勤创立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恰恰解决了这个难题，且效果显着：老骨干充分发挥了传帮带作用，特别是思想改造方面的作用；解放战士既受到了教育，又发挥了军事技术特长；解放区入伍的新兵既能实实在在地宣传新旧社会的对比，又能很快从老骨干和解放战士那儿学到军事技术。总之，班里每个战士的优点和长处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每人的不足和短处又能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得到迅速克服和解决。

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大体一致，部分抑制了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困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情报工作是一项高危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必须对党绝对忠诚，还必须具备大智大勇的素质。早年“前三杰”中的钱壮飞，在关键时刻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智慧，保护了党中央机关免遭叛徒和敌特破坏，“后三杰”中的熊向晖冒着生命危险向党中央发出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绝密情报，杨荫东则在关键时刻向西北野战军传送情报。他们战斗在敌人核心部门，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如果没有赤胆忠心和大智大勇，根本无法生存，更无法获取情报。隐蔽战线正是因为有像王超北这样的同志们，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广泛的人脉关系、超常的智慧，加上对党无限忠诚，才能获取敌人大量机密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毛泽东诗词给我们总的印象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沁园春.雪》诗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寥寥数语，就把幅员辽阔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几个人物，就把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娓娓道来。毛泽东不少诗句中带有“我”字。如“春来我不先开口”，“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里“我”是指他本人。但在很多诗句中，如“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我失骄杨君失柳”。“我”不光是作者本人，“我”既是个体，也是群体。而在“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些诗句中，“小我”已融入到革命洪流的“大我”之中。《念奴娇.昆仑》中，毛泽东倚天抽剑，要把昆仑劈成三截。原先是“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后来改为一截还东国。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不仅关注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关注全人类的前途。

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历经各种坎坷挫折，但愈挫愈奋、愈战愈勇。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信心，继续沿着革命先辈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发展壮大自己。只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新长征的胜利，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与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相比，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的技术手段和保障条件好多了，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根本目的并没有发生改变。新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加需要我们加强调查研究，作出科学决策。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继承弘扬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符合中国实际、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与行动，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1999年，党史出版社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和父亲在此前此后十多年发表的其他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父亲的文章，首先是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和他亲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除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和《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收录在本书中的《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等文，都是史料性极强又非常生动的回忆文章。特别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则是以事件亲历者的身份首次再现了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在重大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协助毛泽东主席做出重大战略决策，最终导致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的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刘少奇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强调我们今天所说的“四种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团结就是力量，核心才是保证。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实践表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一步一步向前，不断迈向辉煌。中国的领导核心，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理解。从宏观层面来说，是指中国共产党；从中观层面来说，是指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从微观层面来说，是指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是中央领导集体“一班人”的班长，既是领路人，又是带头人。因此，“核心意识”也是党建的核心问题。早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就多次在学习会议上明确而坚定地指出：一定要跟随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方向。今天，我们应该以刘少奇为榜样，牢记他的丰功伟绩，牢记他对我们党的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与时俱进地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这种思想、艺术的成功，充分表现出创作团队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充实的历史生活的积累和深厚的艺术功底。这在当前文艺队伍比较驳杂、创作思想比较混乱的文艺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把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推动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大繁荣，非常需要把这样的创作团队树为典型，深入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让他们在整个文艺界产生广泛的比照效应。什么是导向？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