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体化是激发国家生存新模态的利器。从一开始，就有一条基本判断标尺迄今未变，即实力决定一切。足够的资本、强大的军事、自信的文明才能主动推进全球化，资本是基础、军事是保障、文明是根本（近现代文明中，船坚炮利开道是惯常手段，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是可见事实，各阶层“唯美”层出不穷是当下现状）。接下来的时代里，面对人类社会唯一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孔子学院”或许能够改变武力征服导致文明融合的历史轨迹——那么这就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最大贡献。

韩国完全没有白手起家的富人，76%的资产，来自于继承。而这些财阀的祖上，往往都是日本侵略者的买办、“韩奸”。当今的财阀，也往往都是美国华尔街资本家掌控的买办......这个社会是完全、彻底固化的，铁板一块，没有人可以翻身......所以，韩国富人，和韩国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可能比人和狗之间的区别还大。娱乐圈里的人，在资本财阀面前，连人都算不上，所以什么凌辱、性侵、玩弄、压榨、迫害，都算不得什么了。

更为不幸的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派宏观经济学比亚当·斯密更退一步，彻底地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如前所述，亚当·斯密从劳动创造价值出发，已经触及到了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的划分，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大部类划分及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相反，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事实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用来说明结构平衡的存货调整理论不过是庸俗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

我们最后回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来，政治经济学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拥有知识，今天，知识掌握在谁的手里面？我们通常说知识带来权力，知识给我们权力，但是福柯说的也对，实际上是权力产生知识，公司的权力不断的把资源知识产权化。那么谁拥有这些植物，谁拥有动物，谁拥有基因呢？现在变成公司所拥有的，所以这些风险又如何来评估，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公司垄断，全球化的风险评估如何来做呢？出了问题之后，谁又为这些问题负责任呢？所以，面对这样这些挑战，微观上、宏观上，我们到底能够做哪些东西，我们要倡导什么，我们自己应该改变什么？如何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思考、参与和行动。

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总统时，曾向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来自高盛)概述了他的新经济计划宏图，报道称鲁宾反对这一计划。当克林顿问“为什么”时，鲁宾说：华尔街的债券持有者是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克林顿的着名回应是：“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整个经济计划都被挟持在华尔街一群该死的债券交易员手中？”鲁宾说：“是的。”克林顿就任总统时承诺实施全民医保，推行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众所周知的福利制度改革，此外，他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恶性改革导致了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大规模监禁，住房金融改革则最终导致了2007—2008年丧失债务赎回权的灾难，同时，他还废除了限制银行投机活动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一监管框架。这正是债券持有者想要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是政治家还是债券持有者？在希腊答案很明显：就是债券持有者。

资本从何处获得更多的利润的一个指证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流动提供的。三分之二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向发达国家，其余的投资最大的一块唯一的目的地是中国。有财政顺差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海湾石油国等）用这些资金收购西方的公司，表明它们知道最大的利润在哪里。最后，对某些资本家来说私有化是非常有利的。它本身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是能够做到增加对工人或农民的剥削。相反，只是意味着顺差从一个资本家分流给另一个资本家。但是这对资本家个人是有利的。他们的物质利益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联系非常密切，他们准备吸引、贿赂和恐吓政治家们以便使私有化走得更远。

一些国家没有严密地管控金融行业，而是跟随资本主义经济体推动金融行业自由化。这种做法已经使可能导致金融崩溃的多种因素形成危险的组合。这些因素包括波动的股市、房地产泡沫和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私有化大潮影响，公有经济被不断削弱，媚美派官学商的主张已经成为我国境内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它们长期反映到经济领域中。一些人不加辨别地鼓吹美国那所谓的“民有民享民治”。它们通过某些智囊集团的“改革”“创新”和资本控制的网络媒体大肆宣传，影响国家部门的决定，凭借体制内两面人的呼应，不断加强中国经济成分私有化的意志，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宪法党章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

对货币供给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已经非常迫切，这不只是企业资本需求之必须，同时也是股市等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之必须。在住户储蓄存款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没有长期的资金供给，容忍金融期限错配过度发育，这显然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的风险。这一点，央行无论如何都要提高警惕。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旧制度中脱胎而来的，也必然辩证地继承旧制度中一些有益的东西。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需要科学扬弃一般市场经济通用的分析范畴和经济形式，包括赋予资本、剩余价值、资本人格化以新的内涵，对资本市场经济的许多形式要结合实际加以改造利用，为新型经济繁荣服务。善于科学地继承人类文明遗产，在新实践中再创新，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和重要规律。要把扬弃资本主义形式同走资本主义道路严格区分开来。

过去自由派鼓吹“精英”论的本质是要让“资本”控制“权力”，当十八大以后他们的政治图谋受挫以后，配合特朗普政府让中国屈服于美国的极限施压，向美国拱手交出中国的经济主权，或者让中国的经济私有化进而碎片化以便于美国各个击破，最后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来控制中国的政治走向，这就是所谓的“精英”鼓吹投降论的问题实质。有人的确是误判，而有人却是非常立场坚定地配合美帝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于前一些部分人，可能情有可原；对于后一部分人，一定罪无可赦。

谷歌、蓝牙协会、SD协会等协会和企业“放过华为”，并不是所谓的”善意“，而是一种他们惯用的套路，当你没有核心技术的时候，他们会下直接狠手直接封杀你，当你掌握了核心技术的时候，他们会第一时间解除封锁，并且寻求与你的”合作“，用他们的技术和产品，来买断你独立自主发展的未来。当年中国有个冰箱品牌，叫做“香雪海”，是当时着名的民族工业品牌，放到现在，就是格力和海尔的水平。1995年，三星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和香雪海成立了合资公司，然后外方提出的一个非常苛刻的合资条件，即：从合资起的3年时间内，公司不能生产香雪海品牌的冰箱。三星把香雪海变成了自己的加工厂，同时又不允许香雪海以自己的品牌出售产品。对香雪海这个品牌而言，三年的禁用期限无疑等于慢性自杀，实际上等于扼杀了这个国产品牌的发展。另外，为满足外方的合资条件，香雪海还把当时公司最优质的一块资产——人员和设备，毫无保留地给了由外方控股的合资公司。

在这个技术革新的时代，新媒介、大数据和政治的结合不一定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用、被谁用——是用来解决暴露出来的政治症结，还是用来煽动群体情绪、制造更多的问题？是商业利益驱动的数据公司在利用，还是以公共利益为重的机构在使用？按照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说法，政治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领域，而是生产性的，是一个结局开放的过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各种力量和关系相互互动、影响，从而生成某种权力形式和领导方式。新媒介提供的只是新的平台和形式，而新的政治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与博弈中产生的。它需要历史的回顾、自身的省思；需要培育新的政治主体，进行积极的政治讨论，将各种被冷落的意见表达出来；需要打破陈旧的、僵化的政治话语，寻找新的共识。

看了美国在参战前后的自相矛盾的“人格分裂”，就能明白，美国的做法，并非因为其作为“正义的伙伴”，而永远是出于“美国利益优先”：前期“为虎作伥”，并非把日本当朋友，而是对日合作有利可图；后期转头帮助中国，也并非把中国当朋友，而是自己已与日本为敌，唯有援华抗日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世界经济发展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而不是简单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表面现象，人的因素才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决定因素。只有基于这个观点，也才能摆脱西方理论的诅咒和桎梏，看到中国因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大因素所形成的交叉、协同效应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的稳固的支撑。中国由于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大因素为他国不可比拟、不可复制，也因此，尽管中国人均GDP还较低，经济发展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的博弈场上，无疑将东风压倒西风。

其实人类从进入资本主义以来，西方那些寡头财团们就是以谎言来作为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即便是如强盗般的到人家去烧杀抢掠，也是以谎言来作为他们的支撑的，这种以谎言获利的手段，如今美其名曰叫”营销“叫”公关“，从人类诞生了资本主义以来，人类就在把谎言说成真实的这一项目上下了最大的功夫！水军，也只是这种肮脏思想的产下的怪胎而已！